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根據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哈格羅夫高級研究員伊莉莎白·伊諾米（Elizabeth Economy）於 12 月 9 日在《Foreign Affairs》發表的文章，中國大陸正推動一套系統性策略，意在奪取被稱為「新權力前沿」的全球主導地位。這些前沿包括科技、能源、全球物流、國際制度與治理權力，牽動未來國際秩序的重新分配。
本文將綜合該文主張，並結合中國大陸近年政策脈絡，探討其如何藉由科技突破、基礎建設輸出、制度塑造與全球網絡擴張，試圖在世界權力重組之際奪取新主導位置。文章依照指定架構，分為若干大段，各段含 2 至 4 小段，旨在呈現完整的戰略邏輯與其可能引致的全球後果。
中國大陸瞄準新權力前沿的戰略動因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透過製造業與出口驅動累積龐大經濟量能，但隨全球供應鏈重塑、通膨壓力、國際科技封鎖與地緣政治對抗升高，原本的成長模式已難支撐下一階段的戰略擴張。面對成熟經濟體市場飽和、人口結構變化與資源約束，大陸意識到必須轉向具有更高戰略價值的新領域。
新權力前沿具有高度複合性，包括 AI、半導體、新能源、物流通道、全球治理規則等。掌握這些領域，等於掌握未來資源流動、技術交換與制度設定的主導權。大陸試圖從「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規則制定者」，而非只是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大型參與者。
由於大陸具備強有力的行政動員能力、規模市場優勢與國家資源集中配置能力，使其得以以更快速度實施跨領域政策整合，並在國際競爭中尋求制度性優勢。這些因素共同驅動大陸積極介入新權力前沿的佈局。
科技高地的全面競逐
中國大陸為奪取新權力前沿，在科技領域實施跨部門、跨產業的整合式推動。其核心作法是將科技視為國家安全與全球競爭的主軸，而非單純的經濟驅動力量。
在人工智慧、量子科技、電動車、新能源、軌道運輸、生物科技與太空領域，大陸以國家投資、政策導向與企業動員構成合力，試圖突破西方技術封鎖的限制。這些被視為未來全球產業鏈重整的關鍵節點，一旦取得領先，大陸即可在國際供應鏈、標準制定與技術合作中掌握更大發言權。
半導體雖仍面臨材料、設備與高端製程的瓶頸，但其投入的規模與政策連續性，使其在中低階製造、設計工具與特定領域晶片上仍有擴張空間。更重要的是，大陸企圖透過自主供應鏈與新技術架構繞開既有體系，形成平行甚至替代性的技術生態。
大陸在科技戰略上展現的並非一時競逐，而是長期工程，目標在於將科技高地轉化為全球力量槓桿。
基礎建設與物流重塑全球連結
中國大陸理解供應鏈、航道與資源通道是全球權力的現代形式，因此積極建構跨洲基礎建設與新的物流網路，以改變全球流動格局。
伊諾米提到的「Istanbul Bridge」貨船於 2025 年 10 月通過北極航道抵達英國，是大陸對新航路戰略投入的重要象徵。北極通道縮短亞歐航程，使大陸能夠在全球貿易的時間與成本維度取得新優勢，也讓其在海權競逐中形成新槓桿。
此外，大陸透過港口投資、跨國鐵路、能源管線與物流節點建設，逐步建立一條全球布局的通道網絡。這些基礎建設不僅是經濟合作工具，也構成大陸在國際關係中的槓桿力量。
大陸以長期貸款、建設合作與設備輸出連結其他國家，使其在歐亞、非洲及中東形成深度依賴。物流、能源與供應鏈的結構性控制，讓大陸得以在未來國際競爭中取得穩定主導位置。
制度輸出與治理模式的新布局
中國大陸不只在物質層面擴張，更重視國際制度的制定權。它企圖在國際組織、貿易框架、科技標準與全球議題中提出自身方案，打造與西方不同的治理模式。
在標準制定方面，大陸透過科技倡議、國際合作協定與企業輸出，推動自主技術成為國際參考標準。一旦形成技術依賴，制度影響力便可擴散至更廣泛的層面。
同時，大陸在跨國貸款、能源合作與基礎建設方案中，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模式，結合經濟合作與政治互動，打造非西方國家的制度選項。許多國家在面對經濟壓力、基礎建設需求與政治現實時，會選擇接受大陸的方案，使其得以在國際秩序重組中建立更深層的制度連結。
從這個角度看，大陸的全球戰略不只是外擴，更是制度性競逐，目標是讓未來的國際秩序不再單由西方主導。
大陸戰略奏效的可能條件
中國大陸具備巨大的國內市場、完整的產業鏈與高度政策一致性，使其能夠在全球經濟動盪中維持一定韌性。雙循環策略透過強化內需與外部市場並行，使經濟不致因單一外部衝擊而崩動。
此外，大陸的治理模式雖有爭議，但其高效率與集中動員能力，使其能以極快速度投入科技與基礎建設領域，遠遠超過許多民主國家需要跨黨協商與利益調整的決策成本。
全球地緣政治的裂縫、能源轉型與科技競賽，都提供大陸擴展新的外交與經濟空間。當西方國家因政治分歧、社會壓力與財政負擔而無法統一對策時，大陸則以單一系統運作，積極與其他國家建立技術、金融與制度上的替代性合作。
這些因素，使其有潛力在未來十年形成多極秩序中的一極。
來自內外部的風險與反制力量
中國大陸的擴張策略具有潛力，但內部經濟調整仍存重大壓力，包括地方債務問題、房地產市場修正與消費信心仍未完全恢復，這些因素都可能削弱其推動大型戰略的資金與社會基礎。
外部方面，西方國家針對其科技崛起所採取的出口管制、技術封鎖與供應鏈重組已成為結構性趨勢。美國與歐洲也正在建立替代性合作網絡，以避免被大陸在關鍵技術與物流節點上形成依賴。
同時，大陸的制度輸出在部分國家引發債務、透明度與治理模式的疑慮，部分合作項目也因財務與政治壓力而遭停滯。若大陸無法在經濟利益與政治影響之間取得平衡，可能面臨外部牽制與內部反彈並存的困境。
中國大陸正試圖在全球權力重組的關鍵時刻，奪取「新權力前沿」的主導地位，並透過科技突破、物流通道布局、制度塑造與國際關係網絡，打造一套挑戰西方主導秩序的新模式。此戰略具有雄心與連續性，也具備一定成功條件；然而，內部結構調整壓力與外部反制力量亦將對其造成持續挑戰。
未來世界可能不再是單極或雙極，而是多極、多制度並行的複雜局面。中國大陸能否真正「贏得未來」，將取決於其是否能在全球競逐中保持經濟穩定、鞏固國際信任並在制度競爭中取得突破。世界其他國家則必須更清楚理解這場權力前沿爭奪的深層邏輯，及早佈局，因應這場已然展開的全球秩序變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