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上任日本首相後的涉台言論，再次引發國際社會對日本軍事野心的高度關注。她在國會發表「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的言論，暗示日本可能以武力介入台海，挑戰戰後國際秩序。《環球時報》引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指出，高市此番表態，揭示日本政壇新型軍國主義的危險暗流。
高市涉台言論引發警示
《環球時報》在其專欄「環球圓桌對話」中，訪問了大陸數名學者，對談高市談話的背後因素。項昊宇分析，高市刻意將台灣問題與日本國家存亡掛鉤，目的是透過誇大台海緊張，為突破「專守防衛」原則、推進激進的強軍擴武政策尋找正當性。他指出，這種「以法促軍」行為，透過擴大集體自衛權的解釋範圍，為日本自衛隊未來軍事干預他國事務提供所謂的「法理依據」，正是新型軍國主義的危險苗頭。
遼寧大學美國與東亞研究院院長呂超亦指出，高市政府正試圖擺脫《和平憲法》的束縛，加速走向軍事大國化的道路，這種策略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上，都充滿風險。
擴充軍備與軍事野心
高市政府上任伊始，即啟動一系列大幅提升防衛力量的計畫。日本防衛預算將在短短3年間翻倍，目標達GDP的2%。除增加傳統武力投資，高市還計畫購買100架攻擊型無人機、11架F-35隱形戰機，改造「出雲」號准航母，並研究建造護衛艦與核動力潛艇。此外，日本政府亦大力投入太空與網路戰能力建設，旨在未來戰爭形態中佔據戰略優勢。
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指出，高市推動的軍事擴張體現了日本戰略思維的根本轉變，從以自衛為核心轉向對地區事務具有主導權的「能戰國家」。這種策略不僅是軍力現代化，更是試圖重塑國家安全戰略，並擴大日本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話語權。
「新型軍國主義」理念
項昊宇強調，高市早苗的軍事野心根植於歷史修正主義與極右翼思潮。戰前的日本軍國主義以民族優越感和對外擴張為核心，如今的新型軍國主義披上了現代政治話語的外衣，將軍事擴張包裝為維護民主和地區安全的貢獻，但其實質仍是挑戰和平主義和國際秩序。
廉德瑰指出，高市的右翼政治基盤主要是自民黨內的「岩盤保守層」（指黨內一群長期穩定、忠誠度高的右派保守派核心支持者和原安倍派系支持者。）雖然高市上任後在內閣和派閥安排上有所平衡，但政策仍明顯右傾，比繼承的「安倍遺產」更冒進。她在APEC期間高調與台灣代表林信義接觸，發送錯誤信號，不僅向台獨勢力示好，也向日本極右翼派系展示其親台立場。
法律與戰略操作
「存亡危機事態」的概念，源自2015年日本安保法案，允許日本在未直接受攻擊的情況下行使集體自衛權。高市將台海問題與日本國家存亡掛鉤，明顯是政治操作。項昊宇指出，這既是為突破專守防衛原則尋找藉口，也是對法律概念的濫用，為自衛隊未來可能干預海外事務提供所謂「法理依據」。
高市的言行與軍備擴張同步進行，防衛預算大幅提升、攻擊性武器建設加速、集體自衛權運用擴張、無核三原則受到挑戰，這些都是其野心的具體體現。
歷史脈絡與極右翼背景
高市早苗的政治行動根源於日本極右翼歷史修正主義思潮。戰前軍國主義強調天皇崇拜、民族優越感與外部世界蔑視，推動對外擴張；如今，高市及右翼保守勢力則透過篡改歷史、參拜靖國神社等方式，淡化侵略歷史、塑造「日本無罪論」，在國民心中植入對外行動正當性。
呂超指出，新型軍國主義的危險在於它以現代政治理念掩飾軍事擴張意圖，迷戀以武力解決爭端，對地區乃至全球安全構成威脅。亞洲鄰國，尤其是中國，對此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高市政策的地緣政治風險
高市在亞太地區的軍事策略亦帶來廣泛風險。呂超認為她固守地緣對抗思維，操弄印太安全概念，不顧地區國家對和平發展的普遍訴求，可能將日本引向孤立甚至戰略誤判的局面。
項昊宇與呂超一致表示，高市上任前，中日關係已呈現改善勢頭，雙方交流活躍，穩定局面來之不易。高市的涉台言論與軍事擴張舉措，不僅破壞雙邊信任，也違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削弱兩國關係的政治基礎。
徹底反省是唯一出路
呂超強調，高市的「反省」尚停留於表面，未充分意識到武力介入台灣問題的危險性。她及其政府若不能真正收回錯誤言論、控制右翼極端思潮的影響，其軍事大國化野心將可能帶來自我陷入國際孤立，甚至引發區域緊張的惡果。
廉德瑰提醒，高市要克制自身極右翼理念，避免激進政策破壞中日和亞太區域和平穩定。繼續任由右翼派系操控政策，將可能重蹈歷史覆轍，使日本成為歷史和國際社會批評的焦點。
高市早苗自稱承襲安倍政治遺產，但軍事政策更激進，明顯帶有擺脫和平憲法束縛、追求軍事大國地位的戰略意圖。從防衛預算翻倍、集體自衛權擴張，到進攻性武力建設與新興戰爭領域投入，高市政府正全力推動日本從自衛國家向能戰國家轉型。
大陸學者警告，高市的這種「新型軍國主義」不僅威脅中日關係，也可能對亞太和平與全球安全帶來長期挑戰。國際社會，特別是亞洲鄰國，需對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保持高度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