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甫/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台灣人均資產達944.7萬元，超越日本與南韓，這則來自瑞士銀行《全球財富報告》的新聞，在媒體與政壇間迅速被包裝成「台灣之光」的象徵。
944.7萬充滿誤導
然而，當我們撥開統計數字的光環，深入檢視其背後的結構性現實，便會發現這場資產榮景並非全民共享的成果，而是一場由資本集中、制度偏誤與世代剝奪交織而成的幻象。對年輕世代而言，這不只是無感，更是一種制度性的不公。
944.7萬的平均資產數字本身就充滿誤導性。平均值容易被極端值拉高，尤其在資產分配高度不均的社會中，少數富裕者的財富足以掩蓋多數人的貧困。事實上，台灣的資產中位數僅為347.7萬元，遠低於平均值，這意味著超過一半的台灣人資產低於此數。這種落差不只是統計上的偏差，更是社會結構失衡的警訊。當資產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社會的流動性與公平性便遭到侵蝕，而年輕人正是這場制度性排除的最大受害者。
台灣年輕世代困境
人均資產膨脹的虛幻榮景，實則是一場年輕人無法參與的資本盛宴。資產的快速膨脹並未來自生產力提升或科技創新，而是來自資金寬鬆、土地炒作與政策放任。年輕人只能在高房價、高租金、高通膨的壓力下掙扎求生。他們開始質疑努力的意義、工作的價值、未來的可能性。當資本成為唯一的成功指標，勞動與創意便被邊緣化，社會價值觀也逐漸扭曲。
因此，台灣的年輕世代面臨著三重困境：高房價、低薪資與資產世襲化。根據內政部資料，台北市的房價所得比已超過15倍，意即不吃不喝15年才能買房。與此同時，年輕人起薪停滯在3萬至3.5萬台幣之間，遠遠追不上資產增值的速度。這種結構性失衡讓年輕人即使努力工作、積極儲蓄，也難以累積足夠資產。更嚴峻的是，資產的快速累積不來自勞動，而來自資本、股票、房地產、企業股權。這些資產往往透過家族傳承，使得資產階級世襲化，年輕人若非出身富裕家庭，幾乎無法跨越階級。
台灣贏了統計數字 輸掉社會正義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種「贏過日本與南韓」的敘事，忽略了社會結構與制度設計的差異。日本與南韓雖然人均資產略低，但其社會安全網、教育資源、青年支持政策更為健全。日本的社會住宅制度讓年輕人有基本居住保障；南韓的青年創業基金與租屋補助更具規模與持續性。台灣雖然在資產數字上「贏」，但在制度公平與社會流動性上卻遠遠落後。這種「贏」是統計上的勝利，卻是社會正義上的失敗。若只看數字而忽略結構，便會陷入「表面繁榮、實質空洞」的陷阱。
制度的偏誤更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不平等。台灣的稅制長期偏向資本所得者。以2022年財產稅占GDP比例為例，台灣地價稅、房屋稅等不動產持有稅占GDP比率為0.8%，低於日、韓、紐、澳等已開發國家。尤其是產權清晰且仰賴不動產經常稅的北美（加拿大、美國、墨西哥3國平均）為2%。房地產持有成本低廉，資本利得稅率偏低，遺產與贈與稅門檻過高，這些政策設計看似中立，實則偏向資產持有者，排除年輕人與勞動者。政府在稅制設計上對資本所得極度寬容，導致炒房成為全民運動，而年輕人不僅無法參與，還要承擔高租金與生活成本。
改變現狀 台灣需重新定義「成功」
要改變現狀，不能只靠政策修補，更需要文化與價值的重建。我們必須重新定義成功，不再以資產多寡為唯一標準，而是強調公共參與、社會貢獻與創新能力。年輕人應有更多參政與政策影響力，改變制度偏誤。
目前政府社會安全網的設計未能有效補足資產不均的後果，應加修正。例如青年創業補助、租屋津貼等政策零星且短期，無法形成結構性支持。教育資源集中於都市，偏鄉青年更難翻身，制度性排除使得貧富差距不僅存在，還在代際間擴大。
政府還應推動資產透明與課稅正義，建立公開資產申報制度，讓資產集中問題浮上檯面。這不只是經濟改革，更是民主深化。當年輕人能夠參與制度設計，社會才有可能真正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