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玫娟/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由支持罷免的公民團體、執政黨力推的第一波罷免投票，於7月26日針對24名國民黨籍立委與無黨籍新竹市長高弘安進行投票。開票結果無一位被罷免成功，主要皆是因為同意罷免的票數低於不同意罷免的票數，儘管其中有7位立委的同意罷免票數通過罷免票數門檻，也有不少立委獲得的同意罷免票數距離罷免門檻票數十分相近。
從沒有一位立委被罷免的角度觀之，罷團無疑是失敗的。但其中幾位因為「具高仇恨值」、被認為「立場親中」而被罷團鎖定的立委，儘管所獲得的不同意罷免票遠超過同意罷免票，但其同意罷免票數也都跨越罷免門檻票數，這結果同樣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
第一波罷免結果會影響第二波投票
第一波罷免的結果不可避免會對8月23日即將進行的第二波罷免產生一定的影響，只是影響的結果可能是激發出支持罷免民眾更積極踴躍參與投票；也可能相反，亦即罷免支持者的投票可能會因為第一波罷免失敗而感到悲觀、行為消極。
類似的心理效應也可能出現在反對罷免者身上，認為罷免通過難度太高而不認為需積極參與，或認為不可鬆懈，特別是若反對罷免者認為支持罷免者會抱持「復仇」的心態更加積極催票跟投票。
「823罷免」是針對新北市1位、新竹縣1位、臺中市3位、南投縣2位國民黨籍立委進行罷免投票。相對於第一波罷免，第二波罷免並沒有因為「具高仇恨值」或被認為「立場親中」而明顯被鎖定的人選，也因此，第二波罷免一般認為也不具「正當性」。這一點可由罷團領銜人回應媒體關於推動罷免江啟臣連署時的提問看出；這位領銜人噙著眼淚訴說連署遭遇極大困難，因為「江啟臣不具仇恨值、學經歷俱佳、又是現任立法院副院長。」
關於第一次罷免投票結果的分析，國內外長期觀察研究臺灣選舉與民主政治的論者皆質疑「抗中保臺」這主要訴求的有效性，強調更重視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議題的中間選民相當程度決定罷免成敗。
在第二波被罷免的立委之「罷免正當性」不明確、罷免宣傳活動因前述理由冷卻、被罷免立委積極動員不同意罷免票的情況下，8月23日的罷免投票結果若跟7月26日的結果一樣，也不意外。
「罷免權」是民主政治權利之一，為我國公民依憲法享有的政治權利。此次公民團體針對民意代表跟地方首長發動罷免，無疑是執行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政治權利。
罷免投票要具正當性
從民主政治實踐的角度來看，這次「大罷免」具爭議之處，在於「大規模」或「無差別」的罷免。這項爭議與前述罷免是否具「正當性」或「正當理由」密切相關，若無正當理由，則罷免不免被視為政治鬥爭的手段。
此次「大罷免」另一個具爭議之處，在於被罷免的立委於去（2024）年一月當選，在一般的選舉民主政治中，被視為最新民意的展現跟代表，也因此要對其進行罷免需要更充分跟正當的理由，否則將影響民主政治的穩定與健全運作。這個爭議，有媒體報導與政論節目提及，執政黨相關人士對於大罷免的支持，主要是著眼於若罷免成功、補選順利，則可望扭轉目前立法院朝小野大的情況、轉為全面執政而有利於政府的施政時更為明顯。
面對國會朝小野大而出現的政治僵局，在一般民主政治運作之下，若朝野政黨出於種種計算跟考量，皆無意透過倒閣、解散國會而重新選舉，較為理想且有助於民主正常有效運作的作法，應是執政黨一方面將若干立委對於政府重要政策（特別是攸關國家安全、國防自主等重大政策）之反對，積極公開訴諸民眾，另一方面努力說服跟爭取立法院跨黨派支持。在野政黨則應避免為了政黨權力鬥爭或私利私欲而無理杯葛。
最後，臺灣民主化以來存在的各種結構性因素以及現實政治的考量，無可避免形塑政治人物的思維跟行為，也影響我國民主政治的品質。當多數人認為隨著「參政年輕化」，將可能帶動政治文化的改變、有助我國民主政治品質的提升時，現實政治的情況卻不見得令人感到樂觀。這次的大罷免最初的發動，其實也與這種政治現象息息相關。（本文為作者觀點，與啟思民本基金會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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