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征輝/前海軍上校、艦長
伊朗是以波斯民族為主體的國家，以色列則為猶太民族努力二千餘年所建立的國度。早在公元前六世紀，波斯王朝崛起時，便曾釋放被巴比倫擄走的猶太人，讓他們返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自此開啟了兩個民族之間的歷史友誼。這段相對友好的關係延續至20世紀中葉，那時「伊朗帝國」由巴勒維王朝統治，實行親西方政策，並在1948年成為中東地區第二個承認以色列的穆斯林國家，雙方關係密切，涵蓋多方面合作。
然而，這段友誼於1979年戛然而止。當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由什葉派高級教士魯霍拉·柯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推翻巴勒維王朝，建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新政權迅速將「反以、反美」政策制度化。柯梅尼表示以色列是「中東的癌性腫瘤」，呼籲伊斯蘭世界共同消滅以色列政權。此一立場更被明文寫入1979年憲法序言，聲稱：「伊朗人民將支持世界所有被壓迫者，對抗壓迫者，尤其是美國與以色列。」
這場政治巨變不僅改變了伊朗的外交路線，也深深牽動中東的地緣格局，同時引發持續至今的內外困境。
外患：自絕於區域聯盟
1948年以色列建國，翌日即遭黎巴嫩、敘利亞、約旦、伊拉克與埃及聯手攻擊，爆發第一次中東戰爭。此後又歷經1956、1967、1973與1982年，前後總共五次中東戰爭。前四次戰爭期間，伊朗由親美的巴勒維政權主政，不單未參與戰事，反而與以色列在情報、軍事，以及能源方面暗中合作。
直到1982年第五次中東戰爭，雖已由柯梅尼掌權，但伊朗仍未直接出兵參戰，而是透過革命衛隊進入黎巴嫩，協助成立武裝組織「真主黨」，開啟了以「代理人戰爭」為手段的「反以策略」。
換言之，當大多數阿拉伯國家歷經多次戰爭，逐漸認清不可能戰勝「美國 + 以色列」組合，以致不得不接受「與以色列共存」的現實，伊朗卻選擇在他人撤退之際，跳出來高聲疾呼要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若伊朗真心號召伊斯蘭世界對抗以色列，理應主動出兵作領頭羊；但事實上，它選擇將自己置身事外，透過資助哈瑪斯、真主黨、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敘利亞親伊朗民兵、葉門胡塞武裝等代理人，頻繁地對以色列發動突襲。
這些武裝組織雖對以色列造成軍事騷擾，但遭到報復的卻是當地百姓。例如加薩，長年遭遇戰火與封鎖，民不聊生，但伊朗除了提供武器與金援，從未承擔實質代價。因此，當近日伊朗與以色列衝突加劇之際，至今沒有任何伊斯蘭國家站出來，表示會以軍事行動聲援伊朗。這種孤立，不僅是地緣政治選擇的後果，更是多年來雙面策略導致信任流失的體現。
內憂：軍政一體的權力腐化
1979年伊朗革命以後，柯梅尼建立獨特的雙重軍事體系：正規軍（Artesh）負責傳統國防，革命衛隊（IRGC）專司保衛伊斯蘭政權。現今正規軍約42萬人，革命衛隊人數估計介於12至19萬人之間，實際人數難以精確統計，原因在於其下尚有兩個重要分支：
1. 聖城部隊（Quds Force）：約5千至2萬人，負責對外情報與資助海外武裝組織，如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與葉門等地的代理人。
2. 巴斯基民兵（Basij）：約6萬人，屬於革命衛隊的附屬單位，任務包括維穩、思想巡查、道德警察等，對內部社會控制影響甚大。
這個體系使革命衛隊不僅是軍事力量，更深度參與經濟、政治與社會領域，它是國家機器的最頂層，擁有龐大國營企業、基建承包與政商資源。若以台灣類比，如同在國防部之外，另組一支規模近5至6萬人的「黑熊部隊」，他們負責經營國營事業，承包政府所有標案，並掌有對外軍事與對內思想審查的權力。
2022年9月，22歲女子瑪莎因頭巾未符標準而被「道德警察」逮捕，拘留期間遭「再教育」虐待致死，這引爆全國怒火。抗議群眾以「女性、生命、自由」為口號，要求終止強制蒙頭、實現改革。當局卻以暴力回應，造成超過500人死亡、逾2.2萬人被捕。
以色列的戰略目標
從現實來看，以色列國安焦慮的根本源頭已不在於核武本身，而是那群以宗教狂熱為基礎，掌握革命衛隊的領導階層。核武問題只是「標」，伊朗現今政權才是「本」。若要一勞永逸化解威脅，根本之道是讓伊朗政權從本質發生轉變。
一個脫離革命衛隊控制、回歸正常政治與經濟體制的伊朗，不僅是以色列與美國的希望，也是伊朗人民的真正期待。畢竟，再多的政治口號與宗教訴求，若無法給人民帶來安定、繁榮與尊嚴，最終都將失去群眾的支持。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