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大學教授羅世宏昨（20日）晚臉書發文，以「自主投票、何必言流？」為題，分析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的「洋流」選戰策略指出，沈伯洋以揭露中國認知作戰聞名，其競選團隊卻使用類似手法對付台灣選民，並質疑「當揭露操弄的人成為操弄大師，民主論述中的『真實』與『操弄』界線何在？」
人設突變：從認知戰專家到溫柔陪伴者
羅世宏從「人設突變」、「規模感營造」到數位動員、媒介再現及支持者結構，探討沈伯洋這套政治敘事的運作。他說，2026 年秋天的台北街頭，造起一股名為「洋流」的政治浪潮。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的競選團隊，以一套精緻的敘事框架與選戰策略，把這場選戰變得相當具可看性。這套敘事與策略大概可分四個階段，先分析已發生的前兩個階段：人設突變、規模感營造。
羅世宏說，沈伯洋的政治形象經歷了一場值得注目的轉型。作為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副教授、黑熊學院創辦人，他長期以認知戰專家、資訊戰分析者的身份活躍於公共領域。2024 年當選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後，他更以犀利的國會質詢風格著稱。
2026 年選戰開跑後，這套形象瞬間改變。
這種人設突變並非單純的競選策略調整，而是一種更深層的敘事置換。它將一位以批判、分析、揭露為志業的學者，重新包裝為以陪伴、傾聽、溫暖為號召的政治人物。問題不在於政治人物是否應該展現多元面向，而在於這種轉型過於精準地對應了選戰需求：當對手被定義為「冷漠的權貴」，溫柔就成為最有效的武器。
沈伯洋競選團隊的運作邏輯，恰好反映了認知作戰手法在民主選舉中的內化與複製。認知作戰的核心在於：透過框架設定、情緒動員、重複曝光、群體認同等技術，塑造受眾的認知框架，使其在不自覺中接受特定敘事。沈團隊的「洋流」操作——從隱喻選擇、數位動員、民調武器化到同溫層強化，精確複製了這套技術。諷刺的是，沈伯洋以揭露中國認知作戰聞名，其競選團隊卻用同樣的手法對付台灣選民，且竟然有效？
此一弔詭景象，突顯當代民主政治的深層困境：當認知作戰技術成為競選標配，選民的「自主判斷」究竟剩多少？當揭露操弄的人成為操弄大師，民主論述中的「真實」與「操弄」界線何在？沈伯洋的案例表明，認知作戰並非外來的威脅，而是已內化於民主選舉的日常實踐。問題不在於是否有操弄，而在於哪一套操弄敘事更能說服選民——或者更精確地說，哪一套操弄更能讓選民相信自己沒有被操弄。
「洋流」敘事的成功，不在於它更真實，而在於它更擅長讓支持者相信自己是在「自主選擇」。這或許是認知作戰在民主體制中的最高境界：讓被操弄者相信自己是自由的。
規模感：洋流隱喻的集體動員邏輯
羅世宏指出，「洋流」作為競選意象，展現了高度精緻的隱喻操作。洋流是海洋中持續流動的水體，具有方向性、穩定性、無法阻擋的特性。沈伯洋團隊將這個自然現象轉化為政治隱喻：每一個市民的支持如同水滴，匯集後形成無法逆轉的潮流。
競選總部宣稱的 12 萬人到場、「洋流號」競選車巡迴六區、「船員證」LINE 會員制度，都在強化這種規模感。團隊打造的「台北民意觀察室」線上平台，即時呈現各行政區投稿次數與議題提及則數，將抽象的「民意」具象化為可視的數據流動。這種操作創造了一種雙重效果：一方面讓個別支持者感受到自己是宏大運動的一部分，另方面則向猶豫者傳遞「歷史站在我們這邊」的訊號。
洋流隱喻的政治效果在於其消解異議的能力。羅世宏表示，當支持被定義為「順應潮流」，反對便成為「逆流而行」。這種修辭將政治選擇從理性辯論轉化為道德站位：支持洋流是參與民主，反對洋流則是阻擋進步。更微妙的是，洋流作為自然現象，其運作被呈現為非人為的、自發的、必然的。這掩蓋了背後精心設計的選舉動員機制。
沈伯洋在競選場合反覆強調：「洋流不屬於我們，洋流屬於市民。」這句話聽起來謙卑，實則完成了主體的置換：競選團隊從主動的動員者轉為被動的「順應者」；市民從個別的政治行動者匯集為無名的集體。這種修辭策略，與其所批評的民粹動員，在結構上呈現驚人的相似性。
羅世宏說，沈伯洋競選團隊的創意豐富，新媒體運用技術嫻熟。從「洋流」隱喻的選擇，到「船員證」LINE 會員制度的設計，再到線上車掃地圖的即時更新，每個環節都展現出對數位工具的精準掌握。以10月18日的松山信義區車掃宣傳活動為例，競選團隊開發的線上車掃地圖將車掃路線分為十九個路段，每段以顏色標示認領狀態：灰色代表沒人、綠色代表缺人、橙色代表快滿、紅色代表已滿。平台即時顯示（例如）「已認領 15,951 人/目標 12,888 人」，營造超額達成的熱烈氛圍。支持者可以線上認領路段，避免擁擠，同時感覺自己是整體行動的一部分。
這種數位動員技術的弔詭之處在於：它一方面宣稱「自發」、「公民力量」，另一方面卻展現高度組織化、精準化的動員能力。線上數字的可視化，讓規模感脫離了實際現場人數的限制——即使某些路段實際到場人數不足，線上「已認領」的數字仍然可以展示「熱烈支持」。這是一種數位時代的規模建構：真實與虛擬的界線被模糊，線上數據成為「民意」的代替指標。
選舉的本質是有意識的公民投票，而非盲目／盲從的群眾流動。羅世宏認為「洋流」隱喻將投票行為轉化為自然現象，彷彿支持某位候選人是順應天時地利的必然，而非基於政策與治理能力的理性判斷。當投票被定義為「順流」，異議便成為「逆流」——這套修辭的真正功能，在於消解選民質疑的正當性。
規模的幻覺：誰在洋流之中？
「洋流」的規模感，在投票日最終檢驗之前，本質上是一種修辭建構？羅世宏舉傳播學經典研究——Kurt Lang 與 Gladys Engel Lang 夫婦的〈MacArthur Day in Chicago〉（1953），發現一個關鍵事實為例：現場群眾的動機高度多元，且媒介再現創造了與現場經驗截然不同的「社會現實」。
1951 年 4 月 26 日，從韓戰戰場被召回的麥克阿瑟將軍在芝加哥受到英雄式歡迎，街頭湧現數十萬人。Kurt Lang 與 Gladys Engel Lang 比較了現場群眾與電視觀眾的經驗差異，發現兩群人經驗的幾乎是兩個不同的事件：
現場群眾的經驗：混亂、擁擠、視角受限。許多人被推擠在人群中，實際能看到麥克阿瑟的時間極短，甚至完全看不到。他們經驗的是身體性的集體狂熱——噪音、汗水、等待，以及被人群裹挾的情緒感染。
電視觀眾的經驗：經過鏡頭選擇、剪輯、旁白框架的「建構敘事」。電視轉播透過特寫鏡頭捕捉麥克阿瑟的揮手、微笑、致詞片段，穿插預先拍攝的背景介紹，配上解說員的熱情旁白。觀眾在家中客廳「近距離」觀看了一個經過編輯的、連貫的、高潮迭起的英雄歡迎儀式。
Lang 夫婦指出，電視轉播並非如實記錄現場，而是透過三種機制建構「電視真實」：其一，鏡頭選擇——攝影機捕捉熱烈歡呼的瞬間，忽略冷場或噓聲；其二，剪輯順序——將分散的高潮片段組接為持續熱情的敘事；其三，旁白框架——解說員以「歷史性時刻」、「數十萬市民自發歡迎」等語言，賦予畫面特定意義。
更重要的是，電視觀眾往往不自覺這種建構性，他們相信自己看到的是「真實」，甚至比現場群眾更接近「真相」——因為他們看得更清楚、更完整。這種「媒介化的真實」比現場經驗更具說服力。
同樣的邏輯適用於「洋流」。羅世宏表示，台北市長選舉的合格選民約 217 萬人，但「洋流」活動的參與者包含大量無投票權者：戶籍在外縣市的台北大學生、前來聲援的外縣市民眾、外籍人士、未滿 18 歲者。當競選團隊宣稱「12 萬人到場」、「洋流席捲台北」，這些數字在政治意義上可能高度膨脹。
「洋流」的媒介操作與 MacArthur Day 的電視轉播有著結構性的相似：活動現場的混亂被剪輯為「有序熱情」；直播鏡頭選擇性捕捉熱烈反應，忽略冷場或路人的冷漠；社群媒體的短影片、照片、數據可視化共同建構「潮流無法阻擋」的敘事。線上觀眾經驗的是經過框架的「洋流」，而非真實的活動現場。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湊熱鬧」與「真支持」的界線被刻意模糊。活動現場的熱鬧氛圍被轉化為「支持度」的訊號，媒體鏡頭將旁觀者納入「洋流」的集體圖像。這種操作創造了一種雙重幻覺：對內讓支持者相信「我們是多數」，對外讓猶豫者感覺「潮流無法阻擋」。
同溫層的延續：從大罷免到洋流高度重疊
「洋流」敘事強調這是一股自發、新興的公民力量，但實際觀察顯示，其核心支持者與 2025 年「大罷免」運動高度重疊。2026 年 10 月，有網友詢問 Meta AI：「Threads 上支持大罷免的帳號跟現在支持洋流的帳號，重疊比例為何？」AI 的回答是：「脆上這兩群高度重疊，比例上可以說是同一池。」
羅世宏說，這個觀察並非偶然。沈伯洋本人去年積極參與大罷免相關活動，這層連結是公開事實。大罷免最終全面失敗——被罷免對象全數守住——部分支持者的挫敗情緒需要新的出口，「洋流」恰好提供這個承接的容器。動員方式、情緒基調、支持者組成的相似性，解釋了為何「洋流」能夠快速凝聚核心能量。
關鍵字分析揭露了兩者在論述上的連續性。大罷免時期的標籤在 2026 年洋流時期轉變為新的競選標籤。在 Threads 上搜尋，許多帳號的貼文歷史顯示同一個人從罷免志工身份直接轉到洋流志工。支持洋流的集會點——士林夜市、公館、北車——被媒體拍到的群眾，自稱就是當時大罷免的志工團，互相稱呼「綠人組」、「同溫層」。
根據公開帳號發文行為的粗估，同時發過大罷免和洋流相關內容的活躍政治帳號，占兩者總和的 7-8 成以上。組織面上，大罷免的群組——LINE 志工群、Threads 互追圈——直接平移變成洋流的飄帶組、掃街組。反對方也在幫忙證明這個連結：藍營帳號罵「洋流就是大罷免那批人」罵得最兇，反而讓重疊更明顯。
Facebook平台的重疊現象比Threads更明顯。羅世宏發現，由於 Facebook 的演算法更強化同溫層效應，粉專追蹤名單相對固定，重疊感更突出。根據近 30 天公開粉專和新聞剪輯的觀察，核心志工、到場舉牌、飄帶組的重疊比例幾乎達到100%——有對比圖顯示，早上市場掃街與晚上集會舉牌的是同一人。線上留言、分享的帳號約有70-80%重疊，主要是大罷免32:0結果後未解散的群組，直接轉換為洋流動員網絡。新加入的帳號約占10-15%，主要是2026年因沈伯洋個人魅力而加入的年輕支持者。
網友詢問 Meta AI 的結果被製作成梗圖廣泛傳播。Facebook上最紅一張圖是聯合報拍攝的沈伯洋站在船舵車上的照片，下面壓字：「網友問 Meta AI：洋流支持者跟大罷免是不是同一群人？結果：比例上可以說是同一個池子」，被廣泛轉載，稱為「Meta AI 認證的大罷免 2.0」。
值得注意的是，正反雙方雖然立場對立，卻都同意同一個前提：就是同一群人。差別在於，綠營將此定義為「公民力量的延續」，藍營則將此定義為「花錢造神」。
羅世宏說，這個矛盾突顯「洋流」動員的深層結構：它本質上是同一股政治力量的延續與轉型，而非全新出現的群體。這也是選戰攻防的焦點之一——藍營積極把大罷免標籤貼回沈伯洋身上，綠營則努力切割、重塑敘事。對於熟悉這股動員邏輯的觀察者而言，「洋流」的修辭精緻化、溫柔化，或許正是對大罷免失敗經驗的調整：當直接的政治對抗未能達成目標，轉而採用更柔軟、更具包容性的話術，成為必然的選擇。
然而，數學的現實殘酷而直接。台北市合格選民約217萬人，假設投票率 70%，約152萬張選票。TVBS 10/17公布的民調顯示蔣萬安49%、沈伯洋 41%，差距8個百分點，約12萬張選票。10-15%的新加入帳號若換算為實際選票，遠不足以單獨逆轉選情。更關鍵是，大罷免最終全面失敗，若「洋流」的核心動員基礎與大罷免相同，那麼「同一批人」如何確保這次成功？
這正是「洋流」敘事的內在矛盾：它依賴同一個動員網絡，卻宣稱代表「新興公民力量」；它需要「破圈」爭取中間選民，卻無法擺脫大罷免的標籤。10-15%的新支持者可能是關鍵變數，但不足以單獨確保當選。沈伯洋需要更大的「破圈」效應，爭取中間選民與淺藍選民。這也正是「快樂選舉」、「暖男人設」敘事的真正功能：淡化大罷免的激進形象，吸引非核心同溫層的支持者。
「破圈」的實際狀態，呈現為「垂直破圈深，水平破圈淺」結構。根據TVBS 數據，20-29 歲年輕選民從5月的37%挺沈，拉升 10月的 52% 挺沈，直接超車蔣萬安。
在 Threads、Dcard、寶可夢、任天堂等年輕社群，「洋流」的破圈效應確實顯著。然而，50 歲以上選民仍是蔣萬安大幅領先，這個群體經歷過威權體制，對點名、抹紅、獵巫等政治手法最為反感。大罷免期間的爭議言行，在綠營支持者眼裡是「敢戰」的優點，在不支持大罷免者眼裡卻是「類法西斯」的缺點。最終決定勝負的，是那22%的中立選民——他們目前40%看好蔣、15%看好沈，這正是蔣萬安仍領先的關鍵。
羅世宏認為，「快樂選舉」敘事在此脈絡下獲得新意義：它不僅是對選戰的定義，更是對大罷免失敗的心理補償——這次，我們要用「開心」的方式，打一場「美好」的仗。
羅世宏說，沈伯洋的11/28開票結果可能還是會輸，但他其實他「已經贏了」，因為從一開始他的不被看好，到現在能成功造流，已經達成「少輸為贏」的戰局——少輸就是贏了！選輸之後，期待選後回到立法院履行國會議員職責的他，可以繼續保持笑臉暖男的人設。若然，以後選總統的機會還是有的。
羅世宏最後暗諷，抱歉，完全不知怎麼把信民協會最新發布的民調數字納入分析；因為如果納入的話，都不知道該怎麼分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