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澤/社會時事評論人
媒體日前報導，美國國防部體系及長期為美國政府提供國防政策與分析研究的國防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Analyses, IDA）人員，規劃在「台美國防部共同合作評估案」下長期駐點我國國防部本部。國防部回應，台美持續深化軍事交流，但對執行細節「沒有說明」。
就目前公開資訊可確認的是，合作案確實存在。依公開的預算及國防部書面資料，115至117年度總經費約4億7,122萬元，並規劃由美方專家參與實體及視訊研討、現地勘查、圖上兵推與防衛作戰評析。至於媒體所稱美方人員將長期駐點國防部本部，以及實際參與政策形成的程度，仍應以國防部正式公開資訊為準。
如果相關安排最終獲得證實，真正值得檢討的，恐怕不是「美國人為何走進國防部」，而是我國既有的國防決策、戰略規劃與高階軍事教育體系，究竟發揮了多少應有功能。
國軍並非沒有制度。國防部有參謀本部、整合評估司及戰略規劃司；國防大學本身也以培育建軍備戰領導人才、建立國防事務決策與研究能量為使命，戰爭學院更肩負高階指揮與戰略教育任務。換言之，我們從來不缺負責思考戰略的單位，也不缺培養高階軍事人才的學校。
問題在於，這些制度最後能否形成一套跨越軍種、長期延續，而且真正足以約束資源分配的建軍方向。
國防預算有正式程序，各軍種也有提出建軍需求的責任，不能把所有軍事投資都簡化成「搶預算」。然而，如果重大建案主要由既有編裝、裝備汰換及軍種需求所驅動，再由國防部加以協調整合，那麼國家戰略就可能只剩下說明各項建案的文件，而不是決定哪些錢該花、哪些錢不該花的準繩。
合理的次序應該相反：先確認國家安全目標與可能面對的作戰狀況，再決定國軍需要哪些聯合作戰能力，最後才據此分配有限的人力、預算與裝備。
這也是高階軍事教育最應接受檢驗的地方。戰爭學院的價值，不應只看每年培養多少將校，而應回到一個檢驗：這些受過戰略教育的人進入決策階層後，能否超越原有軍種立場，清楚回答「哪些能力應該優先、哪些建案可以放棄」。
所以，美國專家如果真的走進國防部，最值得在意的不是那兩張辦公桌擺在哪裡，而是我們自己是否已經能回答一個本來就該回答的問題：
中華民國，究竟要建立一支什麼樣的軍隊？
過去有「小而精、小而強、小而巧」的主張，今日也有不對稱作戰、防衛韌性等論述。但無論口號如何變化，關鍵從來不是口號好不好聽，而是它能否從國家安全目標，一路推導至兵力結構、軍事投資與部隊訓練。
如果這個問題到了今天仍說不清楚，那麼該檢討的就不是美方為什麼派人來，而是我們多年來，究竟培養了多少真正能從國家戰略高度思考建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