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誓男/法學博士、中華民國公教軍警消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近來全台監獄與看守所的總收容人數突破6萬6,000人，超收比例高達4.6%。為解決嚴重的監所爆滿與基層管理員過勞、熱昏的雙重危機，法務部推動了名為「前後門政策」的紓解方案。
監所「爆滿」問題已不是單純床位不足
依法務部矯正署公開資料，114年全國矯正機關平均實際收容人數已達 62,628人，高於核定收容數 60,552人；115年迄今的資料顯示，仍有多個機關超額收容，而且問題具有「區域集中」特性。例如臺北監獄115年4月底收容4,341人，核定容量3,401人；花蓮監獄115年3月底也有1,640人，超過核定容量1,530人的7.2%。
這些數字反映的並非單純的空間不足。監所超收同時牽涉戒護人力、醫療資源、教化與戒治處遇、受刑人生活品質，以及第一線管理人員的工作負荷。如果只用「調度床位空間」來處理，固然可以暫時紓緩容量問題，卻未必能解決入監人口持續增加、刑期結構、假釋制度、再犯問題，以及毒品與詐欺犯罪處遇等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基此，法務部的「前後門政策」恐怕只是治標不治本。
法務部的前後門政策治標不治本
要標本兼治，應從四個方面著手：
第一，所謂的「前門政策」易刑處分，要兼顧弱勢與公共安全。
擴大易刑處分，是對法院判處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積極運用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以減少短期自由刑所帶來的監禁人口。此外，將罰金分期繳納期限由最長8期延長至12期，亦有助於避免經濟弱勢者因無力一次繳納罰金而入監。但核心問題是：如何兼顧刑罰必要性與公共安全？
對於犯罪情節較輕、再犯風險較低、沒有高度公共安全危險性的個案，可檢討刑事政策中綜合採取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緩刑、社區處遇、電子監控、定期報到及司法監督、戒癮治療或修復式司法等措施。但重點不是「放人」，而是建立一套以風險分流為核心的刑事司法制度：高風險、具有持續危害性者，應受到必要的刑事制裁與隔離；低風險者則可在適當監督下接受社區處遇。
第二，「後門政策」假釋應以風險評估為核心，而非消化床位。
法務部對符合條件的受刑人覈實、從速辦理假釋，讓低再犯風險者提早回歸社會，也適度紓解監所人口。但假釋不應只是「挪出床位」，而應判斷受刑人是否已具備安全復歸社會的條件。
因此，假釋審查必須客觀化與透明化。矯正署目前已提出建構客觀假釋量表，未來更應進一步明確公開假釋審查標準，區分「犯罪嚴重程度」與「出監後再犯風險」，同時評估服刑期間的行為表現、處遇參與程度、戒癮成果、教育與職訓狀況，以及家庭與社會支持，以利出監後由更生保護、社政、勞政及衛政共同接手。
矯正署應建立更完整的出監前評估與銜接制度，進行整體評估，以避免高風險者重新陷入再犯。
第三，短中期方面，應動態調度床位，並同步擴充容量、人力、處遇。
短期而言，必須著手解決眼前的超收問題。為此，矯正署可以建立全國「動態床位調度」機制，這是現行《監獄行刑法》已有的規定，應進一步制度化。當特定監所超過核定容量一定比例時，即啟動跨區調度機制，同時必須考量受刑人的年齡、性別、犯罪類型、醫療需求、戒癮處遇、家庭所在地及後續復歸安排。
中期而言，矯正署應持續推動監所擴、遷、改建，解決收容空間不足的問題。然而，新設床位必須同步評估需要的戒護人力、醫療人力、教化人員、心理及社工資源，以及戒毒、職訓與更生服務。也就是說，不但要增加「收容容量」，同時也要提升「矯正量能」；否則易陷入人力不足與管理品質下降的循環。
第四，考量犯罪分流，毒品、詐欺不能一體適用相同監禁模式。
臺北監獄115年4月底的受刑人中，毒品罪1,274人，占29.3%，詐欺罪818人，占18.8%。如此高的比例，即凸顯犯罪類型內部差異化處遇的重要性。例如毒品犯罪，單純施用、具有成癮問題者，與持續販賣、組織性犯罪者，其犯罪風險與處遇需求並不相同。前者若單靠監禁，未必能處理成癮問題；後者則涉及公共安全與持續犯罪能力，刑事制裁與隔離仍有其必要性。詐欺犯罪亦然，不同犯罪角色、犯罪規模、所得利益、組織程度及再犯風險，都可能不同。刑事政策應進一步依風險與犯罪角色進行分流，才能避免所有案件都以相同的監禁模式處理。
總之，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讓不同風險、不同犯罪型態、不同處遇需求的人，接受相對應的刑事處遇；少一些不必要的監禁、合理地執行必要的刑罰、讓更多人能夠安全地回歸社會，這三件事如果能夠同時做到，監所才不只是「關人的地方」，而能真正成為刑事司法體系中降低再犯、維護公共安全及促進社會復歸的一環。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