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國關中心退休兼任教授 湯紹成
近日，競爭激烈甚至相互攻詰的AI業界領袖，罕見同聲主張，人工智慧會毀滅人類、白領即將集體失業、人類終將失去價值，這些說法把技術討論變成情緒審判，使得公眾仿佛只能在盲目擁抱與徹底絕望之間選擇，其中主要的大亨包括Anthropic執行長阿莫戴，他呼籲放緩前沿AI能力的發展，而奧特曼與馬斯克相繼支持。然而，川普總統卻強調，美國必須在AI方面維持領先中國，可見美國企業呼籲減速而政府要求加速，明確暴露出安全、商業與戰略利益之間的拉扯。更值得追問的是：誰把尚未確定的未來，包裝成不可逃避的命運？誰又從恐懼中獲益？
外界懷疑，AI發展減速，也可能與企業的資金壓力有關。採購晶片、訓練模型、興建資料中心，都需要巨額投入；共同放慢，或能讓企業喘息。但成本高昂並不證明三家公司已經“無錢可燒”，安全理由是否摻雜財務考量，仍須證據判斷。
即使大家希望降低成本，但也怕自己先停對手不停，況且既有投入使競賽難停。這些市場判斷指出一個矛盾：口頭支持減速，未必轉化為實際行動。不過，繼續增資採購設備，也可能確實是企業的困境，但商業部署、安全研究與提升模型能力並不相同。真正的檢驗，是企業究竟放緩什麼、持續多久、由誰核實。若缺少具體標準，負責任的發展就可能淪為公關口號。
此外，AI末日敘事還有商業效果：越強調AI足以毀滅世界，越可能讓人高估產品能力；越宣稱只有少數企業能夠控制風險，越可能抬高它們的地位。焦慮也可能推動公眾購買課程與訂閱學習工具，技術服務便接近恐懼行銷。
更深的問題是，誰來制定安全規則？美國等領先國家若主導算力門檻、模型審查與出口限制，就可能把技術優勢轉化為制度優勢。後來者面對的，除了研發困難，還有領先者參與設置的門檻。2025年美國撤銷AI擴散管制框架，同時加強其他晶片相關出口管制，體現技術治理與戰略競爭的聯繫。
至此，核武秩序提供了一個類比。1968年制訂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承認，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五個核武器國家，要求無核武締約國不得取得核武，確保了先行者的特殊地位；但也規定核裁軍談判義務，並保障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
1996年的《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則禁止所有國家進行核爆試驗，沒有賦予擁核國試爆特權，但條約尚未生效，因中國、美國、俄羅斯、以色列、伊朗和埃及簽署但未批准條約；北韓、印度和巴基斯坦未簽署條約。此類比的重點是規則能否公平約束強者，不能差別待遇。AI用途廣泛，更須避免以安全之名封鎖合理發展。
另一方面，若把所有AI風險研究稱為騙局，並不嚴謹。《國際人工智慧安全報告2026》強調，相關領域存在高度不確定性；風險需要研究，也不能被包裝成必然災難。企業既是消息來源，也是利益相關者，其警告值得傾聽，更應接受檢驗。
總之，真正需要理解的，是把恐懼兌換成利潤與特權的做法。企業的減速承諾應可核實，領先國家的規則應同樣約束自身，尤其公眾與民間團體需要監督：讓預言接受證據檢驗，讓商業承諾承擔責任，也讓後來者保有發展的機會，這正與筆者當前推動組織「臺北寰宇AI倫理學會」的核心宗旨，不謀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