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正屏/台師大退休教授
民進黨執政十年嚴重破壞文官制度，造成國家權力、行政官僚與經濟資源間的邊界變得高度模糊，對國家治理與資源分配造成巨大衝擊！從新制度經濟學與路徑依賴的視角來看，「台灣近年文官體制轉變與公營事業虧損」比較「蘇聯解體後的寡頭私有化」，在「制度尋租」與「技術官僚中立性流失」的邏輯上，值得國人深思。
從制度分析的維度，分析兩種模式的異同與內在邏輯與制度核心。文官中立性的瓦解與「代理人問題」，在制度健全的國家中，穩定的技術官僚（Bureaucrats）體制是防止國家資源被短期政黨利益掏空的安全閥。
台灣近年設立的大量獨立委員會、專案辦公室，或流向公營事業、財團法人的派任，在制度上往往繞過了傳統嚴格的文官任用資格與文官中立限制。這種「政治任命」的擴大，導致了嚴重的代理人問題。 當公營企業或委員會的主事者，其核心KPI不是「組織的長期穩健與公共利益」，而是「滿足派系分贓與短期政治任務」時，決策就會走向非理性。公營事業的連年虧損（如能源、基礎設施等部門），表面上是經營不善，底層邏輯其實是體制成本的外部化，用納稅人的錢或國家財政去補貼政治決策的代價。
蘇聯解體的前奏（黨官官僚體制）： 蘇聯末期，最嚴重的破壞同樣來自於官僚體制的腐敗。原本各部會的技術官僚（管理工廠、計畫經濟的專家）逐漸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蘇共內部的特定派系與權貴。這群被稱為權貴名錄的階層，利用手中的行政審批權，在蘇聯解體前夕就已經開始將「國家資產」進行實質上的化整為零。
資源集中與轉移的手段：體制外擴權 vs. 自殺式私有化
這兩個案例的核心對比，在於「國家資本」是如何被特定群體蠶食或控制的。
蘇聯的「解體式掠奪」： 1990年代初期，俄羅斯推行「震撼療法」，實施大規模私有化券（Vouchers）制度。然而，一般民眾根本缺乏資本主義概念，特定有背景的內線人士、前黨政高層與黑市巨頭利用通膨與資訊不對稱，用極低的價格收購了民眾手中的私有化券。 接著，透過著名的「股權換貸款（Loans-for-Shares）」計畫，少數幾個家族（如霍多爾科夫斯基、阿布拉莫維奇等）控制了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與礦產。這是直接將「國家所有權」轉移給少數家族，形成了寡頭。
台灣的「漸進式尋租」： 台灣目前的狀況並非如同蘇聯般直接將中鋼、台電「過戶」給特定家族，而是透過更精細的「制度滲透」與「外包市場化」。 政府透過特別預算、政策補貼（例如綠能轉型、數位建設），在體制外成立大量委員會與公設財團法人。接著，將原本屬於公營事業或政府內部的業務，「外包」給在外圍成立的特定民間企業。這在經濟學上稱為「內部人尋租」。公營事業承擔了虧損與政策風險（如台電高價購電），而豐厚的利潤則精準地流入了與政治權力連結緊密的特定民間企業與派系家族。
路徑依賴的終局：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弱化
無論是哪一種模式，一旦走上這條路，都會陷入難以逆轉的路徑依賴，對國家體制造成深遠的破壞：逆向淘汰： 當升遷與資源分配不再看專業能力與文官考績，而是看「政治忠誠度」與「派系背景」時，優秀的技術官僚會選擇離開體制，留在體制內的則逐漸平庸化與順從化，導致國家治理能力（State Capacity）實質退化。掠奪型體制： 這對照了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中的核心觀點。當體制從「包容性」轉向「掠奪性」時，政治權力高度集中，並用來為少數特定群體創造財富。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徹底陷入了掠奪性體制，導致長期的經濟畸形。 台灣若任由公營事業虧損、外圍派系企業吸納國家資源的模式擴大，同樣會導致產業發展的不公平競爭，壓抑真正的民間創新。
歷史的鏡子
這兩個歷史切片規模與時代雖然不同，但本質都是「公權力私有化」的變體。蘇聯解體是一場「急性、暴力的資產大轉移」，國家資本在幾年內被少數家族直接瓜分；而台灣當前的隱憂則是一場「慢性、體制內的資源侵蝕」，它披著合法委員會、政策轉型的外衣，透過扭曲的文官體制與公營事業的虧損，將公共資源源源不絕地輸送給特定利益共同體。這種制度的結構性腐蝕，往往比表面上的政黨輪替更難翻轉，因為它已經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結構，這正是新制度經濟學最警惕的體制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