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今年三月，一份由美國民調機構「藍玫瑰研究」釋出的調查報告引發廣泛討論。調查顯示，美國近六成民眾認為，政府應優先協助因AI而失業的工人，而非補貼科技公司持續創新。這個數字橫跨黨派，甚至有一半的川普支持者持相同立場。更令人矚目的是，AI議題在選民心中的重要性，已悄悄超越槍枝管制、氣候變遷與墮胎等傳統熱門議題。這告訴我們一件事，人工智慧已經不再只是科技版的議題，而是擺上了千家萬戶餐桌的生計問題。
這場憂慮的浪潮，並非憑空而來。
「2026年世界不平等報告」指出，全球收入前10%族群的所得，已超越其餘90%人口的總和，而最富裕的10%人口更掌握了全球75%的財富。台灣同樣難以置身事外。台灣收入前10%人口取得全國48%的總收入，收入最低的50%人口僅分得12%，財富集中程度在全球追蹤國家中名列前茅。在外界眼中，台灣的半導體與AI供應鏈讓台股屢創新高，風光無限，但這光環之下，是一個正在悄悄撕裂的社會結構。
2025年全球科技業裁員總數達24.5萬人，同期微軟、Meta等大型科技公司財務表現亮眼，利潤持續攀升，「獲利增長與人力縮減並行」已成為產業新常態。企業一邊大舉投資AI基礎設施，一邊積極削減可被自動化取代的職位，這種矛盾並存的局面，清楚說明了AI紅利流向何處。它流入了資本的口袋，而非勞動者的帳戶。
過去40年來美國薪資差距的持續擴大，超過一半源自任務自動化，而非全球化或工會式微。這個結論打臉了許多政治人物長期以來的說法。當企業選擇用機器替代人力，賺取的生產力增益並未回流給社會，而是留在股東身上。
站在2026年的當下，過去半個世紀「GDP成長則失業率下降」的奧肯法則，正面臨嚴峻挑戰，「無就業繁榮」的現象已初露端倪。白領工作正在快速萎縮，財務諮詢、稅務規劃、日常法律事務等凡是「幫你處理繁瑣事務」類型的工作，都開始成為AI的替代對象。失去這些職位的白領，往往轉而進入收入更低的服務業和零工經濟，進一步壓低整體薪資水準。
面對這個局面，部分人士仍堅守「AI會創造新工作」的信念。歷史上，每一次重大技術革命確實都帶來了新的就業機會，汽車工業的崛起帶動了金融、保險、道路建設等周邊產業，蓬勃發展數十年。問題在於，這一次AI的替代速度，很可能遠超過新工作形成的速度。Anthropic執行長阿莫迪（Dario Amodei）預測，AI在五年內可能取代多達一半的初階白領工作，失業率恐達20%。即便學界對這個數字有所保留，方向本身已難以否認。
值得關注的是在受AI影響最深的職業中，22至25歲年輕人的就業人數已出現約6%的萎縮，而50歲以上的老員工反而有所成長。這代表最需要就業機會積累職涯資本的年輕世代，正是首當其衝的那一群。社會流動性的窗口，正在對他們悄悄關閉。
那麼，出路在哪裡？
技術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技術服務於誰。若企業引入AI的唯一目的是削減人力成本、擴大利潤，那麼社會就必須透過政策設計來重新分配這些紅利。對AI產生的利潤課稅、建立失業轉型基金、強制要求企業在裁員前提出再訓練方案，都是可以探討的方向。更重要的是，教育體系必須與技術發展同步演進，讓年輕人進入職場時，能夠與AI協作，而不是被AI取代。
台灣正站在一個特殊位置，既是AI供應鏈的核心，也是全球不平等加劇浪潮中的一員。我們有機會讓AI的果實更廣泛地分享，而不是讓它成為另一台加速集中財富的機器。但這需要政策決心，需要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也需要整個社會對「進步」這個詞的定義，進行一次誠實的重新審視。
繁榮若只屬於少數人，那不叫繁榮，那叫壟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