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近期內有輿論傳言，定位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的兩岸路線與國際戰略為「親中、疑美、不反共」；並批判藍黨中央已悖離「親美、友日、和中」的傳統戰略，應是人為製造鄭麗文路線跳脫馬英九路線。筆者認為這樣說法本質上是一項假議題，然這樣評價在當前高度對立的政治氛圍中，極易被放大為黨內路線之爭。從歷史脈絡與戰略結構檢視，這場爭議更像是一場戰略敘事的再釐清；而非戰略取向上，究竟是朝向親中或疑美。
自執政國民黨政府遷台以來的對外戰略，其實歷經多次結構性轉變，基本上是親美導向。冷戰時期，國民黨政府的戰略是典型的「反共親美」路線，安全全面依賴美國，意識型態上確實以反共為國家正當性基礎，無論是蔣中正、蔣經國及李登輝總統皆是親美、安全上仰賴美國。歷經民主轉型後，隨著兩岸交流與國際環境變化，國民黨政府逐漸形成「經濟靠大陸、安全靠美國」的雙軌模式。
這種結構模式在馬英九主政時期最為典型，一方面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直航與觀光等兩岸合作、外交休兵；另一方面持續對美軍購，並維持台美安全關係，也強化與日本的經貿連結。所謂「和中、親美、友日」，為一種三角平衡，而非一邊倒的親中路線。事實上，鑑於國共互動歷史，國民黨政府不可能完全親共。即使處於反對黨時期，歷經連戰、吳伯雄、吳敦義、洪秀柱、江啟臣、朱立倫接任黨主席後，仍延續類似主軸論述，將其調整為「親美、友日、和中」，顯示國民黨的基本戰略思維並未根本性改變。基本上，鄭麗文擔任主席後，在兩岸及國際戰略論述更朝向戰略清晰，仍在主軸框架中。
首先，國民黨並未出現明顯反美及脫美路線取向。隨中美戰略競爭升高後，台灣的戰略空間被壓縮，政治光譜逐漸往兩端移動。民進黨傾向全面一邊倒向美國的安全結盟，國民黨內部則開始出現應降低對美依賴的討論。鄭麗文主席清晰的兩岸論述，正是在這種結構壓力下出現；其當選後既要訪陸也要訪美，呈現較為均衡戰略，而非像民進黨完全轉向倚美論、抗中論，甚至要脫中入北論。
當前台灣社會對美國的疑慮，不僅源自美國從拜登到川普政府對盟國態度改變，尤其是對烏克蘭支持改變；同時，相對於拜登曾四次公開宣稱保衛台灣，川普則未曾表示承諾。疑美論的社會基礎源自烏克蘭情境效應，是歷史經驗、國際現實與當前國際事件所交織的結果，從既往民調顯示美國處理俄烏戰爭做法及立場改變，至少減少30%台灣民意對美國保衛台灣的相信程度，這並非單一政治勢力所能操控及渲染。
其次，從「依附性安全論」轉向「戰略性自主論」。若從國民黨政策內容檢視，目前並未看到其黨提出反美或脫美的正式政策文件，國民黨與民眾黨固然反對1.25兆的國防條例預算，但並不反對對美軍購；也未主張終止對美軍購或改採與大陸在軍事安全領域建立結盟。是故，難以論證其兩岸路線及國際戰略出現根本性轉向。本質上，仍是實施相對均衡戰略。
然國民黨高層的政治語言卻有些重心轉移，既往強調「親美、和中」是台灣安全基礎，現鄭麗文主席則常使用「不讓台灣成為地緣政治犧牲品」的語言，其意涵為勿捲入中美大國對抗，勿依存中美兩大國或在另一邊選擇。這代表的是從民進黨政府主張單方片面「依附性安全論」，轉向平衡「戰略性自主論」，而非是簡單的親中轉向。這是創造兩岸和平關係緩衝地帶，而非是採取倚美抗中路線，仍屬和中興台路線及友美和中均衡戰略主軸。
復次，台灣社會滋長「疑美論」爭議，無法簡化為國民黨黨操作或中共外部認知戰的結果。疑美情緒在台灣社會其實有著歷史性及結構性基礎。1949年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批評中華民國政府的在大陸失敗完全歸咎於自身，卻不自省美不當介入調停；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2年美總統尼克森秘密訪陸、1979年台美斷交等歷史事件，皆讓年長世代形成「美國可能棄台」的心理記憶；且美國內部亦有棄台論之議。
另檢視美國介入伊朗、伊拉克、阿富汗事件，國際政治現實主義思維飆漲及美國基於其國家利益優先考量，致許多台灣民眾認為美國不會為台灣而與大陸全面開戰。尤其近年俄烏戰爭中，美國提供大量軍援、軍事融資及金融制裁俄羅斯，但卻未直接出兵保衛烏克蘭，更強化這種疑美論觀感。再加上川普曾表示台灣應支付保護費，卻未明確承諾協防台灣，更放大美國對台戰略不確定性、模糊性，徒增台灣民眾疑慮。
再者，對美軍購成為政黨間政治爭論。執政黨將對美軍購、國防產業與供應鏈安全，規劃整合進1.25兆的國防特別條例中，屬於戰略整合型預算，強調整體防衛轉型。如此大規模預算涉及國防特別條例與巨額預算編列，其審議自然曠日廢時；藍白則主張刪減預算規模、聚焦對美軍購清單，強化逐項審查，尤其是對美軍事採購。這是典型的立法院預算政治與制度制衡問題，而非單純親美或反美之爭。
若論斷國民黨反國防特別條例，就是反對對美軍購，等於是反美國，這簡直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過於簡化問題複雜性。事實上，民進黨政府所提出預算規模整合過大，復因預算項目內容不清及缺乏預算報告書，自然會增加審議困難性及拖延性，從而提高政治過程阻力；藍白在野黨採取對抗策略計10次封殺此案，則拖慢審查速度。軍購案延宕，實際上是民進黨採取整全式制度設計，與藍白及綠政黨不良互動所造成共同結果。
最後，即使台灣迅速通過軍購預算並下單，美國軍售延遲交貨仍是結構性問題。俄烏戰爭消耗大量庫存，美國冷戰後軍工產能縮減，再加上對台軍售轉向不對稱戰力，使交付時程普遍延後。這顯示軍購問題不僅是台灣內部政治爭議，縱使儘速下單武器也會拖延交付，恐成為一種新常態。
截至 2025 年底，美國對台軍售延遲交貨情況嚴重，累計未完成交付的武器訂單金額約介於 200 億至 215 億美元，約新台幣 6,500 億至 7,000 億元之間。約有 19 項主要軍購案尚未完全交付，多數預計延遲至 2027 年或 2028 年後才能完成。 延遲原因在於美國國防產業產能不足、俄烏戰爭影響及全球軍購需求激增，這難道沒有影響台灣不對稱戰力提升嗎？及加速兩岸軍力結構失衡嗎？
總體而論，批判鄭麗文主席「親中、疑美、不反共」的定性，較屬政治話語而非嚴謹客觀分析。若以戰略類型區分，台灣主要兩岸路線及國際戰略可分為三種：一、安全全面依賴美國的親美安全派；二、安全靠美、經濟穩中的平衡現實派；三、降低對美依賴的戰略疑美派。若要嚴格定位鄭麗文兩岸路線，較接近第二類，但此未必完全等同於「親中派」或親美。故評論鄭麗文主席「親中、疑美、不反共」的定性，似乎過於簡化。
當前國民黨兩岸路線及國際戰略之爭，表面上是和中疑美或和中友美之辯，實質上卻是台灣在中美競爭格局下，究竟要走抗中保台路線及「全面靠美」一邊倒失衡戰略呢？或是和中興台路線及友美和中「戰略平衡」的選擇呢？顯然民進黨選擇前者，國民黨內部則在兩種路線之間擺盪：一是傳統的親美友日和中，二是降低對美依賴的戰略疑美路線。鄭麗文的崛起，正是這種內部路線重組的象徵。本質上鄭路線仍在親美友日和中框架中。
就此而論，所謂疑美論或倚美論之爭，不只是政黨兩岸路線及國際戰略抉擇而已，也是台灣在中美大國競爭時代，是否仍能維持戰略彈性及自主性的深層辯論及戰略抉擇。這不會因政黨主席選舉更迭，或一次國防特別條例爭議，或對AIT處長一次評價而終止。這將是未來藍白及綠政黨，在政治發展、兩岸政策及國際戰略持續性爭論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