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政策與戰略研究員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避險」長期被視為小國在大國競爭下的理性策略。透過模糊立場與多邊合作，小國得以降低選邊風險。然而，隨科技戰升溫，這一策略的前提正逐步動搖。問題已非小國是否「願意」選邊，而是：在科技安全化的條件下，避險是否仍具可行性。
當前科技戰並非單純貿易摩擦，而是一場國家安全主導的制度重組。先進科技如半導體、人工智慧與高效能運算通訊等技術，乃至於其上游所需的精煉型稀土，均已喪失「中性經濟財」屬性，轉變為影響軍事與制度競爭的「戰略資產」。一旦技術流動被納入聯盟政治與長臂管轄，科技合作便不可避免地被捲入陣營劃分。
對小國而言，這帶來了操作空間的實質收縮，具體體現在三個層面：
其一，法規制度的壓縮。出口管制與投資審查使「不表態」不再等同中立。小國企業即便不主動選邊，亦須遵循強權制定的合規標準，其行為在法律層面已被納入特定體系。
其二，供應鏈的單向鎖定。在「可信供應鏈」架構下，關鍵技術節點必須嵌入特定安全體系。若小國位於這些節點，便難以對多方維持等距互動，其角色由策略調節者轉變為結構承載者。
其三，安全責任的外溢。科技合作與安全承諾日益綁定。模糊立場可能被盟友視為潛在風險，不僅避險成本上升，甚至可能弱化其在安全合作中的可信度。
這種壓力並非個別案例。只要具備關鍵技術能力、卻缺乏規則制定權，小國的政策彈性皆呈現相似的受限趨勢。差異不在於是否務實，而在於其所處的結構位置。在這個意義上，科技戰改變立場選擇得以成立的條件：避險策略之所以失效，是因為支撐其運作的制度環境（即全球化與經貿中立性）正在消失。
但這不意味著選邊能消除風險。高度兩極化下，「不選邊」被質疑忠誠，「選邊」則承受報復。科技戰同時抬高了兩者的成本，而小國往往缺乏足以抵銷成本的籌碼。
在此情境下，小國思考的或許不再是傳統的「中立」，而是如何在不同功能領域中「分層配置」外部連結，並嘗試在特定技術節點保有關鍵影響力。這類調整未必是終極解方，卻可能是壓縮環境中少數仍可操作的縫隙。
當避險不再是選項，真正的考驗在於：在科技安全化與陣營化的體系中，小國如何保留有限但必要的調整空間。這比追問「該不該選邊」，更貼近真實的戰略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