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清朝軍備與財政日益崩塌，欽差大臣林則徐在此背景下高調地在廣州碼頭銷毀收繳的大量鴉片，明明知道衝突風險逼近，仍然選擇承擔後果。銘傳大學廣電系主任杜聖聰今天（21日）表示，面對美國總統川普橫加插旗格陵蘭的行為，歐盟與北約在美國面前的姿態，卻愈來愈接近一個熟讀規範、逐步失去主體性的政治共同體，只剩下外交辭令，「不如滿清末年」。
杜聖聰指出，冷戰以來，歐洲在美國保護傘下獲得安全與繁榮，防務成本長期偏低，依賴逐漸形成制度慣性。當依賴成為日常，質疑會被視為破壞團結。當團結被奉為最高價值，主體性便容易被當做可忽略的代價。歐洲政治運作的核心技術轉向「去衝突化」：把權力問題拆解為協調問題，把不對稱關係包裝成合理分工，把「戰略順從」翻譯為「負責任治理」。換言之，「歐洲困境不在『被侵略』，困境在『依賴』！」只是這種依賴更難被命名，表面披著合作外衣；這種依賴更難被集體感知，常被文明語言稀釋為制度運作的一部分。
杜聖聰說，歐盟與北約「不如滿清末年」的爭點不在勝敗，而在主體性與象徵政治。若只用現實主義算帳，晚清禁煙抵抗換來戰敗與割地，當然不是成功案例。歐洲在美國庇蔭下維持安全與繁榮，如果以生存與利益衡量，表面更接近理性選擇。真正的爭議在於「精神層面的差距」。
杜聖聰表示，林則徐與一批官員在帝國近乎崩壞的局勢下，仍願意為社會危機與主權底線賭上一把。從權力對比看，這是弱者的錯位抵抗；從政治象徵看，這是一種「即使會輸也要做」的姿態。它向內部傳遞出訊息：底線仍有人願意承擔代價。
但當代歐洲的菁英政治呈現另一種面貌。杜聖聰指出，它更懂規範，更擅修辭，更熟悉媒體與公眾溝通。制度成熟並未自動帶來更強主體性，制度成熟也帶來更高明的順從，馴化成一隻搖尾乞憐的哈士奇。戰略退讓被分散為一連串「合理的技術調整」，民眾難以感受到自身正在失去什麼。
杜聖聰表示，說歐盟與北約「不如滿清末年」，並非晚清更先進，而是晚清的抵抗至少留下清晰、帶有風險與情緒的政治姿態，可供後世檢驗。今日歐洲在高度文明語言裡，把對強權的退縮包裹得體而周全，代價是下一代更難理解：那些關鍵時刻，主體性是否曾被我們這一代嚴肅捍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