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政策與戰略研究員
長期以來，「戰鬥力建立在對政府與社會、對戰術與戰法、以及對體制的信心之上」，被視為一項近乎不證自明的命題。然而，若從國家安全戰略的角度重新審視，所謂的「三信心」並非戰鬥力的起點，而更像是一組結果指標，用以檢驗一個國家，是否具備清晰的戰略目標、可執行的行動方針，以及承擔風險的治理能力。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信心是否重要，而在於：信心究竟能否被要求，還是只能被創造？
在國家安全戰略的層次，首先必須回答的從來不是如何動員社會情緒，而是三個更基本、也更現實的問題：
第一，國家要避免或達成的核心安全結果是什麼？
第二，為此願意承擔多高的成本與風險？
第三，在什麼條件下可以調整、止損，甚至重新定義行動目標？
唯有當這些問題被清楚界定，社會、軍隊與制度層面，才可能自然生成信心。反之，若戰略目標本身模糊不清，對信心的反覆要求，只會成為填補戰略空白的語言工具，使信心淪為口號，而非行動基礎。
從戰略層次觀察，「三信心」其實各自對應不同的結構檢驗。
對政府與社會的信心，並非單純的情感支持，而是社會是否相信國家知道自己在保護什麼，以及為何這樣的代價值得承擔。若戰略敘事前後矛盾，或刻意模糊成本與風險，社會信心不可能長期存在。
對戰術與戰法的信心，則反映作戰方式是否真正服務於明確的戰略目標，而非僅僅展現能力或姿態。當作戰與戰略脫節，執行層往往會轉向自我風險管理，而非全然投入，這並非士氣問題，而是理性回應。
對體制的信心，是三者中最關鍵的一環。它檢驗的是國家是否具備戰時治理能力：責任是否能被承擔、失誤是否由制度吸收、指揮與法制是否能同步運作。若體制只在成功時集中權力、在失敗時迅速切割，這種信心在戰略上其實並不存在。
然而，戰略並非單方面的獨白。從現代的武裝衝突中觀察，可得知敵手的關鍵作為之一，正是透過認知作戰打擊對手的戰略清晰感。
認知作戰的核心目的，並非單純製造恐慌，而是透過模糊戰略目標、放大內部爭議，使社會無法回答「我們究竟要什麼」。一旦核心安全結果失去共識，對政府、對作戰、對體制的信心，便會同步動搖。此時，即便形式上仍存在戰略文件與政策宣示，「三信心」仍可能因敘事不穩而逐步流失，顯示戰略清晰感本身已成為競逐目標。
在實際運作中，這類認知作戰往往表現為一種熟悉的政治與輿論現象：
當危機升高時，公共討論逐漸從「我們要避免什麼風險」轉向「是否應該先爭論目標本身」，甚至反覆質疑既有戰略是否仍具正當性。此一過程未必來自單一資訊操弄，而是透過不斷放大分歧，使戰略目標本身陷入無法被穩定表述的狀態，進而降低社會對行動方向的集體理解。
信心雖然是心理狀態，但其生成往往建立在可感知的物質基礎之上。若戰略目標清晰，卻缺乏相應的資源配置，信心同樣難以自然生成。
問題不在於資源是否充裕，而在於戰略目標與資源配比是否相稱。當戰略要求超出可承擔的物質條件時，執行層通常會比決策層更早察覺這種落差，而這正是信心崩潰的起點。換言之，資源不足並非必然導致信心瓦解，但資源與任務嚴重錯配，幾乎必然侵蝕信心基礎。
在民主體制下，戰略目標的界定本身即伴隨政治競爭與社會爭議。此時，「三信心」的穩定性，已不僅是戰略清晰度的問題，更涉及社會契約是否仍具共識。
當社會對「核心安全結果」本身缺乏最低共識，例如究竟要維持現狀，還是追求特定政治目標，戰略清晰感便會隨政爭反覆被重新定義。在這種情況下，信心的動搖，並非單純來自戰略溝通不足，而是反映社會正在重新協商風險分配與責任承擔。
綜上，從國家安全戰略的角度看，「三信心」不應被視為戰鬥力的前提條件，而應被視為一項嚴格的結果檢驗。它檢驗的不是人民是否夠忠誠、官兵是否夠投入，而是國家是否先給出一個清楚、可執行、且值得承擔的戰略方向。
沒有清楚而明確的戰略目標與行動方針，下面不可能自然生成任何真正的信心；而當信心只能靠反覆呼籲維繫時，往往正意味著戰略本身尚未到位。
在國家安全領域，信心無法取代戰略，正如執行力無法補救方向不明；若將順序顛倒，最終消耗的，往往不是信心本身，而是制度與社會的承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