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亞太安全與戰略研究人員
近來，兩岸之間提出新的論述，以「雙制度共容」取代既有的「一國兩制」主張，試圖在承認兩岸制度差異的前提下，將雙方置於一個更大的「大中華共同體」框架中，追求和平共處與合作發展。此一構想之所以引發討論，並非因其理想化，而是因其直指一個現實問題：在當前條件下，任何要求其中一方進行制度轉換的方案，幾乎都不具備政治可行性。
不可否認，兩岸各自體制的運作已高度定型，短期內不存在任何一方能、或願意，全面改造為另一方制度的政治空間。同時，在區域安全競爭升溫、經濟與產業高度牽連的情勢下，無論臺北或北京，都必須面對衝突成本快速外溢、且難以控制的現實。再加上「一國兩制」明顯在臺灣社會已逐漸喪失說服力，單純沿用既有敘事，難以再形成有效政治動員。從這個角度看，「雙制度共容」確實是一種試圖承認現狀、降低衝突風險的制度想像。
然而，該構想最根本的問題，也正是在於它刻意將兩岸關係中最關鍵、也最敏感的議題「主權」，留在模糊地帶。「共同體」究竟是一個單一主權國家的制度延伸，抑或僅是兩個政治實體之間的功能性合作平台，方案本身並未給出清楚界定。這種模糊在概念層次或許有助於避免過早攤牌，但一旦進入任何具約束力的政治或法律安排，主權定位與法源問題便無可避免。
若將「共同體」理解為單一主權框架的變體，在臺灣社會中，極可能被視為重新包裝的統一路徑；反之，若將其理解為對等政治實體的長期共存，北京在既有法理與政治敘事下，亦難以承擔相應的解釋成本。換言之，「雙制度共容」之所以能維持彈性，正是因為它尚未被迫回答這個問題，而這同時也意味著，它距離可執行的政策方案仍有明顯落差。
進一步而言，兩岸關係早已不是單純的雙邊問題，而是高度國際化的議題。在美中戰略競爭持續加深的背景下，安全、經貿與制度信任皆受到國際結構的強烈牽動。在高度缺乏互信的情境中，任何僅憑雙邊政治宣示所構成的制度承諾，其可信度都將面臨嚴格檢驗。對臺灣社會而言，制度保障是否具有實質約束力，往往取決於其是否被置於一定程度的國際制度環境之中，而非僅止於文字承諾。這也使得「雙制度共容」勢必牽動一系列實際問題，例如臺北是否仍能維持既有的國際參與空間，或在關鍵經貿與專業機制中保有能見度。
且時至今日，制度的「共容」已不再僅是法條設計或經貿安排，更深刻地涉及數位主權與資訊治理。現代社會的政治與經濟運作，仰賴高度自由且安全的資訊流、金流與數據治理體系。若兩岸在網路防火牆、資料跨境、個資保護與社群平台治理上，缺乏基本互通與信任，所謂的「共同體」將難以在日常生活與商業活動中具備實質意義。恐將導致「共同體」在實踐層面上出現斷裂，難以承載現代社會的運作需求。
同時，這類構想也必須正視北京方面所需承擔的政治成本。在當前中國大陸高度強調「全面管治權」與政治權威集中的治理氛圍下，任何帶有「對等性」或「主權模糊」色彩的設計，都可能被視為高度敏感。對北京而言，一個未明確指向統一終局、且允許長期制度差異存在的「共同體」，如何與既有國家敘事相容，本身就是一個尚未被解答的難題。
此外，長期被視為穩定器的經濟互賴，也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隨著供應鏈重組、科技競爭升高，以及主要經濟體推動「去風險化」，兩岸經濟連結的深度與不可替代性，已不再如過去般被視為理所當然。在此情況下，若經濟誘因持續弱化，「共同體」所能提供的實際利益，是否仍足以支撐其政治風險，便成為一個必須重新評估的問題。
而更深層的限制，則來自臺灣社會內部的世代結構變化。對較年輕的世代而言，其政治命運與身分認同的想像，往往已超越「大中華」架構，而更傾向於普世價值、民主治理，甚至是海洋文明或區域連結的視角。對這群人來說，「雙制度共容」的問題，未必只是門檻高低或風險大小，而是這樣的制度設計本身，是否仍存在於其政治想像的藍圖之中。這種世代認知的落差，使得任何以歷史或文化共同體為核心的制度構想，都面臨長期正當性不足的考驗。
最後，制度設計中常被視為必要保障的「退出機制」，在此類構想中反而形成一個難以化解的悖論。一個允許退出的共同體，在北京眼中可能意味著主權不完整；而一個不允許退出的制度安排，則極易在臺灣社會被視為不可逆的陷阱。如何在避免制度失控與避免政治鎖定之間取得平衡，正是「雙制度共容」最難跨越的關卡。
綜上，「雙制度共容共同體」並非缺乏現實感的想像，而是一個在主權定位、國際結構、數位治理、經濟誘因與世代認知等多重層面，同時承受高度政治壓力的高難度設計。其問題不在於是否溫和，而在於一旦進入可執行層次，這些被暫時擱置的核心矛盾，將迅速轉化為零和政治風險。在現階段條件下，它或許不失討論價值，但更接近於一種需在長期降溫、互信顯著累積，且社會認知結構出現轉折後，才可能被重新評估的中期構想，而非當前可立即落地的政策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