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良任/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董事、前駐以色列特任大使
很多人看到中東的新聞，映入腦海的可能就是駱駝、沙漠、穿著黑色長袍帶著頭巾只露出雙眼的婦女，穆斯林以及長年累月好像無休無止的的武裝衝突。
中東位於歐、亞、非三大陸之間，自古就是交通往來的中樞、文化交會的中心，糧食生產的重要產區。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兩河流域肥沃新月地帶到約旦河一帶，這裡也是世界文化的搖籃地區，那裡出現過蘇美文明(Sumer)、巴比倫王朝(Babylonian)、亞述(Assyrian)王朝等。統治者來了一批又走一批，帶來不同的文化與宗教信仰；當然，也帶來不斷的殺戮征服。
細究之下，中東持續不斷的戰亂，往往不是因為宗教本身，而是因為宗教被捲入歷史、政治、身分與地緣權力爭奪等多重網絡之中。
在中東，回教是絕大多數人的個人信仰，例如沙烏地高達97%，埃及約90%。回教更是族群認同的標誌，檢驗政治忠誠的標竿，也是國家合法性的來源。當宗教等於身分，或與政治正確畫上等號，對異教妥協就被視為大逆不道。
20世紀初，英、法殖民者在中東的遺緒是在劃分邊界時的隨意性，缺乏長期歷史發展所形成的自然地理邊界，無視宗教、種族、語言、族群分布，導致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土耳其等國邊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其結果是每個國家內都是多宗教、多族群、多文化、多衝突的情況。
此外，區域強權如伊朗對抗沙烏地阿拉伯，就是利用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分裂，支持叛亂團體、民兵或政黨為其所用，如黎巴嫩的真主黨、葉門的胡塞組織及伊拉克民兵等。
大國勢力的角逐，尤其是英國、法國，美國、俄羅斯、土耳其、埃及也會分別支持不同宗派、政府或武裝團體，德魯茲人就是顯例。原本的地方衝突，夾雜複雜的國際因素，帶來更多的動盪與衝突，這些都不是宗教信仰之爭。
中東民主國家少，即使埃及、伊朗都有總統直選，但難以稱之為民主國家。巴勒斯坦的阿巴斯(Mahmoud Abbas)總統已90高齡，既不舉行總統大選，更不願意下臺。由叛亂組織領導人搖身一變掌握敘利亞政權的夏拉(Ahmed Al-Sharaa)仍面臨民主合法性問題。很多國家執政者貪腐、缺乏行政效率、經濟發展滯後、人民生活貧困，長期生活在難民營中，變成激進勢力的溫床。
政府常透過宗教身分尋求支持；反對者，也運用宗教化語言挑戰統治者。宗教就變成權力鬥爭的工具。
中東存在很多極端團體如「基地組織」、ISIS，他們利用宗教語言誇張歷史的傷痛，提供簡單的說法如歷史參與感、超越個人生命的意義、聖戰的榮耀等造成信徒與不信者的分隔，招募被邊緣化的青年為其所用。
中東衝突，表面上是信仰，實質上是權力；宗教是身分，政權才是目的；宗教是一面大纛，權力才是戰場。舉例而言，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衝突，其核心問題是領土與生存空間的爭奪，以及猶太復國主義與阿拉伯民族主義之間的對抗，基本上是一種猶太人與穆斯林之間的生存衝突。耶路撒冷是三教的共同聖地，長久以來其主權與管轄權的爭奪至為敏感，衝突的可能不能排除，但基本上不是宗教性質的衝突。又如1980年代伊朗與伊拉克的「兩伊戰爭」，雖然是不同的教派，但不是宗教戰爭。
中東的軍事衝突，有歷史遺留下來的多重因素，更現實的問題涉及國家的利益、資源的分配、民族主義及領導人的意識形態等因素，宗教主要是鞏固身分認同、維繫身分意識的工具或意識形態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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