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甫/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在全球貿易秩序重組的浪潮中，台灣遭遇的不僅是美國祭出的「對等關稅」衝擊，更是政策不確定性所引發的全面性癱瘓。當稅率高於鄰國、談判條件模糊、政府承諾空白，企業與勞工所面對的，不再是可計算的成本，而是無法預測的風險。
關稅不是對等，是懲罰
美方對台灣設定的「對等關稅」高達20%，遠高於對日本與韓國的15%。更令人憂心的是，這並非取代原有關稅，而是疊加課徵，形成雙重壓力。高科技產品雖因《資訊科技協定》（ITA）得以豁免，但非高科技出口如機械零件、汽車零組件、五金工具等，則首當其衝。這些產業多由中小企業支撐，利潤空間有限，疊加關稅後幾乎無利可圖。企業面臨兩難：吸收成本虧損出貨，或放棄市場裁員減產。此舉不僅打擊出口多元性，更加劇台灣經濟對少數科技巨頭的依賴，削弱整體韌性。
談判不是只有關稅，還有一堆承諾
更複雜的是，所謂「對等」並非單純稅率調整，而是綁定一整套談判條件。據外流資訊，台灣若欲降低關稅，需承諾擴大對美投資，並開放美國商品進入台灣市場。這種「交換式自由化」看似公平，實則不對等。美國市場龐大，台灣企業赴美投資需面對高成本與法規風險；反觀美國商品進入台灣，則可輕易佔據通路、壓低本地價格，對農業、食品、零售業形成壓力。若開放項目涵蓋敏感品項，恐引發社會反彈與政治爭議。此種談判結構讓企業無法預測市場走向，也讓政策制定者陷入兩難：開放太多，傷及本地；開放太少，無法換取減稅。執政黨又不跟民間溝通，目前談判都是蓋牌，不懂得利用民意來當談判後盾。
用保密協定蓋牌，造成不確定風險
面對質疑，執政黨一再強調「對等關稅稅率只是暫時」，目前仍在談判中，因為保密協定，不能公開，只是承諾「會在談判中爭取最佳利益」。然而，至今未見具體時程、明確條件或可檢驗的承諾。政府未公布與美方談判的內容，甚至連代表團談了什麼都不透明。在民主社會中，貿易政策應接受社會監督與專業審議，而非由少數人密室協商。承諾事項的空白，不僅削弱政府公信力，也讓企業無法進行風險評估與策略調整。
這種不確定性已不再是抽象風險，而是具體災難。勞動部統計顯示，因關稅衝擊已有數百人實施無薪假。港口堆滿數萬輛汽車與機械設備，廠商不敢報關進口，怕一旦課稅就血本無歸；也不敢接單生產，擔心出貨時稅率突變，損失難以估算。企業停滯、供應鏈斷裂、勞工待命，整體經濟陷入「不敢動」的癱瘓狀態。這不是關稅本身的問題，而是不確定性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透明與前瞻
台灣的出口導向經濟，最怕的不是高關稅，而是不確定的政策環境。關稅可以談判、可以吸收、可以轉嫁，但不確定性無法預測、無法管理、無法承受。當政府以「暫時性」為藉口掩蓋制度設計的空白，當談判以「對等」為名實則綁架政策主權，當企業無法判斷未來、勞工無法保障生計，整個社會就陷入集體焦慮。
前瞻而言，台灣必須建立制度性防火牆：貿易政策透明化、政策預警機制、產業多元化與不確定性管理基金。唯有制度穩定，才能讓經濟免疫於政治風險；唯有政策可預測，才能讓企業敢於投資、敢於生產、敢於創新。在這場全球貿易的混戰中，台灣不能只談關稅，更要正視不確定性這個更可怕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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