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頌安/醒吾科技大學副教授
中華民國駐外公務人員，在一地工作30年沒有調動過，我應該是個特例。民國58年底行政院為推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進海外華文教育，責成僑務委員會、教育部、外交部等單位聯合舉辦特別甄選考試，選取第一批比照具有公務人員資格的海外華文教師20名。由於待遇非常優渥，居然有近三千名學士、碩士、博士報名參加這個特別的考試。我僥倖考取了，而且是第一個在民國59年3月就外派至「祕魯中華三民聯校」的「海外華文教師」，擔任這間中南美洲最具歷史規模僑校的中文部主任，我在僑校埋頭工作，推展華文教育17年之久。到了僑委會曾委員長廣順任內，由於被認為僑務經驗豐富，工作認真，改派為「駐祕魯僑務祕書」，又在祕魯工作了13年，因此先後在祕魯一地工作了30年。
民進黨執政後，第一位僑委會委員長張富美一上任後，對國民黨執政期間，僑委會外派人員不按照規定內外輪調，又用了幾位海工會、救國團不太合任用資格的工作人員，她認為抓到了國民黨的小辮子。她不論外派人員的才幹、適任地區、語文能力、男女之別，力行內外工作人員的輪調。她根本不認同以往僑務首長注重工作熱忱、語文能力、溝通交流能力、男女有別等因素的考量。當然，時空環境有了變化，制度的建立，張委員長自有她的考量。但是張委員長在《XXX雜誌》上接受訪問説：「這些不經過國家考試的駐外人員因而成了另一種特權。如台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袁頌西（頌西兄曾任台大法學院院長、交通部次長、教育部次長、第一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胞弟袁頌安⋯前後在祕魯待了31年不曾調動過⋯ 像袁頌安這樣長期派國外沒有輪調的例子來僑委會，然後派駐在外「過過水即可享有公務人員資格」⋯。事實上我考取「海外華文教師」之職，進入僑委會工作，頌西家兄事先完全不知情，直到我要到祕魯赴任，他和眾多親友、醒吾商專（如今的醒吾科技大學）、中學的近百名師生在松山機場送行，才知道我考取了「海外華文教師」，遠赴祕魯僑校任教。我此生從來沒有任何一件公職事務麻煩過頌西家兄，張委員長完全是想當然。
我從事僑教工作的祕魯，在民國60年1971年11月我國退出聯合國後，是第一個和中共建交的國家。錢復部長在電視訪問節目中説，我退出聯合國後第一個和中共建交的國家是墨西哥，事實上祕魯比墨西哥還要早一個星期和中共建交。當年我國派駐祕魯的全權特任大使，是素有「劉聖人」之稱的劉宗翰大使，當時我國仍然堅持「漢賊不兩立」的國策，祕魯宣布和中共建交並沒有主動和我國斷交，但是我們的外交部長周書楷指令劉大使即刻降旗回國，「中止」中祕兩國外交關係。凡持外交護照、公務護照的使館人員、農技團員、商務處人員全部離境或返國，我外派祕魯人員一時人心惶惶⋯劉大使含淚召集當時僅有二人持普通護照者：中央通訊社駐中南美洲特派員王允昌、僑務委員會海外華文教師袁頌安二人，指示：請你們二位留在祕魯，作為我國將來重返祕魯的「種子」。並且安排妥機票，你們一發現有危險，即刻赴鄰國避難⋯就這樣，我和後來榮任大使的王允昌兄，就繼續留在祕魯了。
我在1970年3月由僑委會派至「祕魯中華三民聯校」任職，當時是高信委員長任內。中祕中止邦交時，僑委會已經是由毛公松年擔任委員長。劉宗翰大使回國後，由於毛委員長了解劉大使熱心僑務，特邀劉大使出任僑委會副委員長，劉大使對祕魯僑情瞭若指掌，更對我的工作能力、工作情況十分了解，非常關切。因此毛委員長特別指示我在祕魯僑務工作三大任務：一、進行訴訟，力保中華三民聯校，脫離已經傾共的「中華通惠總局」掌控，獨立辦學。二、團結反共忠貞僑團，退出「中華通惠總局」，另外籌組「祕魯華僑總會」，全力擁護中華民國政府。三、盡力維護「中國國民黨駐祕魯總支部」，對外公開正常活動，維持祕魯反共僑胞僑團反共氣勢。這就是我在祕魯一地埋頭工作了三十多年的真正原因。張富美委員長，身為僑委會委員長應該想到袁某何以如此特別？居然不加了解求証，由於對國民黨執政存有一種不公不義幸災樂禍的成見，就不加思索對外公開説：這是「特權」、「過過水」⋯如此言論，實在太過偏頗不公。所以民國89年元月我被調返國，隨即向僑委會提出退休，4月1日獲准提前正式退休。當年8月即受聘至上海擔任「上海立達技術學院」籌備處主任，兩年後立達學院正式成立，先後在學院又服務了15年，於2015年才正式退休返台定居至今。我2015由「上海立達學院」退休時全校各院系學生是六千多名，如今學院不但升格為本科院校，每年參加全國大專院校高考，今年學生人數已達一萬二千多名，立達科大已經是全國前五十名的民辦大專院校了。（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