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城/梅花新聞網主筆
1945年8月15日這一天，昭和天皇裕仁宣讀《終戰詔書》，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作為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因為歸還中華民國，從戰敗國搖身一變成為戰勝國的一分子。而因為身分的轉換以及國家分裂的因素，台灣在二次大戰中的一些歷史細節被有意無意的忽略掉了。
今年抗戰勝利80週年，總統府出於台獨意識形態，沒有什麼紀念活動，只有賴清德發了個臉書，不痛不癢，基本上還是以台獨史觀，維持5月紀念歐戰結束的基調，中華民國似乎與二戰毫無關係，更不提中國軍民在抗戰時期的犧牲。
賴清德腦中沒有中華民國不意外，但是就算是台灣總統提「三叉山事件」不但引喻失義且不見格局。所謂的「三叉山事件」發生時日本已經投降，戰敗國應戰勝國要求援救盟軍戰俘，若是以此表示人道精神為未免牽強，而戰爭時期的人性考驗或許才是更值得去反省、去面對的。
英美加澳戰俘或許知道「三叉山事件」的人不多，但不少人對金瓜石戰俘營卻餘悸猶存。
田中立幸在Hidden Horrors: Japanese War Crimes in World War II一書中指出，日軍在二戰時期大量徵用台灣人與韓國人去看管盟軍戰俘，其背後原因有二：「其中一個原因是要摧毀許多曾被殖民的亞洲社會對白人根深蒂固的優越感，從而將日本人提升為『白人替代品』。透過讓朝鮮人和台灣人在日本人的指揮下看守白人囚犯，日本軍方希望顛覆舊有的「等級制度」——讓非日本裔亞洲人將白人視為劣等的、被奴役的民族，而將日本人視為亞洲『理所當然的』領導者。」另一個直接的原因是為了釋放更多軍力，派往前線。
根據倖存的戰俘回憶，來自朝鮮和台灣等日本殖民地的看守虐待戰俘比日本人更兇殘的。「福爾摩沙看守員」（Formosan guards）一度讓人聞風喪膽，惡名遠揚。
一位名叫萊恩（Arthur Lane）的戰俘在2014年接受《每日電訊報》採訪時表示：「日本看守很壞，但朝鮮人和台灣人更壞。這些人被日本人視為次等人，所以他們需要證明自己和日本人一樣優秀。而除了我們這些戰俘，他們沒有其他人可以發洩。」
Cathie Carmichael和 Richard C. Maguire在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Genocide一書中提到，「日本官兵對朝鮮和台灣士兵極其蔑視，經常毆打和羞辱他們，儘管他們表面上是一國的。盟軍戰俘也一直指出，朝鮮和台灣士兵是他們中最殘暴的俘虜，因為這些在日本戰爭機器下受盡屈辱的弱勢群體會把他們的羞恥和臉發洩在戰俘身上。」「日本人將台灣人視為下等人，而台灣人則以最站不住腳的藉口對戰俘進行大規模毆打。」
許多歷史學家發現，這種帶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被統治者更加兇殘的例子不是台灣獨有，在納粹統治下，東歐一些國家在迫害猶太人這件事上也不手軟。匈牙利總理奧班在2015年的一場演講中坦承，納粹迫害猶太人時，許多匈牙利人「選擇邪惡而非善良，選擇恥辱而非榮耀」。
作為被殖民者人格扭曲與身分錯亂是時代的悲劇。賴總統如果希望贏得西方國家的尊重與友誼，希望提高歷史高度，就不能只提三叉山，更要提金瓜石的戰俘營，並對二戰時台灣人殘暴的行為道歉，讓台灣人走出歷史陰影，真正展現追求和平人道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