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重慶市長黃奇帆最近在一場論壇中公開反擊「台商無用論」，他提醒大陸地方政府在引進鏈頭企業（如蘋果、高通）時，必須同時重視引進其核心的代工龍頭企業（如富士康、台積電），兩者缺一不可；「千萬不要把代工龍頭當作三輪車伕，他們是產業集群的指揮官」。
2008年5月，大陸開始推動「騰籠換鳥」政策，促使勞力密集型產業向內陸轉移，加上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後轉向以內需市場為主，使得以代工出口為主的台商被忽視，「台商無用論」甚囂塵上。更重要的是，在美國關稅和民進黨政府政策的引導下，大陸台商開始向外轉移，造成台商投資及出口大陸的金額及比重逐年下滑；今年上半年，台灣對美國出口額已達789億美元，占比27.9%，已與中港地區並列我國最大出口國。大陸有識之士已經發現問題，並建議北京當局應重新重視台商對大陸經濟的重要性。
據《台商》雜誌報導，5月27日，杭州，「2025浙江台灣合作周」開幕，現場有數百位台企負責人聽講；黃奇帆在壓軸演講中公開讚賞台企台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並嘗試為「台灣代工企業」正名；他認為，社會各界對台灣代工企業有許多「刻板印象」，亟需糾正。
●第一種，認為代工企業是勞動密集型的「搬運工」
現代電子產業的代工龍頭，是資本密集、技術密集、裝備密集的高科技產業鏈集群，比如富士康、台積電等企業的投資規模、技術水平、自動化程度，遠非傳統勞動密集型工廠可比。
第二種，將代工企業與早年的「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相提並論
在電子信息產業，代工龍頭企業往往帶動整個產業鏈的本土化，一個大型代工項目落地，通常會有集聚效應，吸引數百家上游零部件和原材料供應商，形成龐大的產業鏈集群；它不是簡單的「兩頭在外」，而是深度嵌入和構建本土供應鏈。
第三種，認為代工企業附加值很低
黃奇帆反駁了「蘋果手機代工只占3-5%附加值」的說法。一個複雜的電子產品，其產業鏈由數百個環節構成，每個環節都有其附加值；代工龍頭企業整合了這些環節，幾十個環節的附加值，加起來就有百分之幾十，不該僅以最終產品的某個環節來衡量其貢獻。
第四種，忽視代工產業集群帶來的金融與貿易服務需求
一個龐大的代工產業集群涉及幾百家企業的複雜協作，必然產生巨大的金融清算、貿易結算、物流服務、貨幣兌換等高端生產性服務需求，從而帶動地方服務業的發展。
破除了這些常見的刻板印象，黃奇帆還將全球產業劃分為五種類型，方便解釋台資代工企業為何那麼重要。
第一類是集中型、垂直管理型產業，如發電廠、煉油廠、鋼鐵廠。這類企業通常規模巨大，內部形成完整集群，少有外包。
第二類是龍頭企業，掌握產業鏈約40%的附加值，剩餘50到60%通過外包完成。汽車和家電產業是典型代表，主機廠掌握核心技術和總裝，大量零部件外包。
第三類是「三國四方」模式，即若干世界級巨頭企業大聯合，形成事實上的托拉斯。例如新加坡裕廊工業區的化工集群，或德國萊茵河畔、美國休斯頓的化工區。各巨頭分工合作，互相配套，形成緊密的產業生態。
第四類是生產性服務業的「鏈頭企業」。這類企業專注於產業鏈的研發設計、標準制定、品牌營銷、供應鏈管理、金融服務、知識產權等高端服務環節，但不直接從事製造，它們是產業鏈的「大腦」和「賦能者」，比如蘋果、高通和輝達。
第五類是「代工龍頭企業」。這類企業承接鏈頭企業的製造訂單，負責將設計圖紙轉化為大規模、高效率、高質量的實體產品。它們不僅是簡單的組裝廠，更需要整合和管理龐雜的零部件供應鏈，具備極強的工程能力、制程控制能力和供應鏈管理能力，比如台積電、富士康等。
黃奇帆進一步分析，鏈頭企業和代工龍頭企業，是「手心手背」的共生關係。以美國六大科技巨頭（蘋果、微軟、谷歌、亞馬遜、Meta、輝達）為例，它們大多專注於研發、設計、品牌、生態等「鏈頭」環節，將製造環節委託給代工龍頭；高通、輝達設計晶片，台積電負責製造；蘋果、微軟設計手機和電腦，富士康等負責代工，這種分工會讓效率最大化；「沒有代工企業，生產性服務業活不了。沒有生產性服務業，代工企業也做不成這麼高效率的代工」。
黃奇帆一再強調台灣代工企業了不起，在全球十大電子產業代工服務企業中，台企佔五席；在全球電子產業的產值中，台企佔一半份額。黃奇帆的這番論述旨在提升大陸地方政府和企業對台灣代工企業價值的認知；他提醒招商引資部門，在引進鏈頭企業（如蘋果、高通）時，必須同時重視引進其核心的代工龍頭企業（如富士康、台積電），兩者缺一不可，「千萬不要把代工龍頭當作三輪車伕，他們是產業集群的指揮官」。
《台商》雜誌指出，對台商而言，黃奇帆的這番「正名」與肯定，無疑是積極信號；這表明，在中國大陸經濟尋求高質量發展、強化產業鏈韌性的背景下，台灣代工企業憑借其獨特的系統集成能力、供應鏈管理能力和大規模精密製造能力，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