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戰川渝行7】戲子也能救國 江安國立劇專戰時宣講、移風易俗 

國立劇專校長余上沅帶動中國戲劇革命,改變中國人對「戲子」的偏見。圖/記者宋秉忠攝
國立劇專校長余上沅帶動中國戲劇革命,改變中國人對「戲子」的偏見。圖/記者宋秉忠攝

抗戰前很長的時間,中國人看不起「戲子」,但抗戰時遷到四川江安的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卻改變這一切,不但推動中國戲劇的發展、提升戲劇工作者的地位,而且透過無數場的演出喚起民眾的愛國心;就像抗戰時在李莊的同濟大學、中研院、中國營造學社的學者,雖然沒有上戰場殺敵衛國,但江安劇專的師生們透過研究、教學與演出,逐漸改變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為民族復興事業做出不可抹滅的貢獻。

國立劇專原名國立戲劇學校,1935年10月18日創建於南京,是國民黨中宣部與教育部合辦,余上沅被聘為首任校長。抗戰爆發,該校於1939年4月遷至四川江安,在江安辦學6年。雖然這所學校是國民黨用來做宣傳工作的,但開明的余上沅用人唯才,因此,學校老師不少為當時的左派文人,如曹禺就擔任教務主任。這所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唯一的話劇高等學府培養出大批戲劇人才,其中200多人更活躍於1949年後的大陸,例如導演謝晉。 

四川江安的國立劇專舊址。圖/記者宋秉忠攝

四川江安的國立劇專舊址。圖/記者宋秉忠攝

江安劇專第三屆校友李乃忱曾表示,他就是受到余上沅啟發,而改變一生,原先報考劇專是因為在家裡被繼母欺負,為了討生意,才用祖母給他的兩元錢報考劇專。李乃忱表示,余上沅對民族最大的貢獻,就是扭轉過去國人看不起「戲子」的偏見,真正提升了戲劇表演者的社會地位;當時,江安校區的生活條件極差,連一棵樹都沒有,但余校長認為,敵強我弱,要與日本侵略者長期抗衡,就必須為國儲才;當時,英國已邀請余上沅出國發展,但他看到國家危亡,毅然決定留在國內。

國立劇專史料江安陳列館館長張毅指出,劇專於1939年4月8日遷來江安,1945年7月離去,這段時間是劇專14年辦學歷史中時間最長的一個階段,是其發展史上最艱難,最關鍵的黃金時期,是師生創作和演出最活躍的時期,也是劇專培養人才最多的時期,同時也是學校生活最豐富的時期。

江安劇專在教學上名師薈萃,可說是黃金時代,如曹禺、洪深、焦菊隱、吳祖光、黃佐臨、張駿祥、章泯等;演出上,從莎士比亞經典之作到學生習作劇稿,古今中外,八方匯聚;生活上是艱辛的,吃「八寶飯」(米中含有泥頭、谷子、稗子、碎石、老鼠屎等),喝的是豆芽清湯,十幾根豆芽煮的一大木桶湯,校友們嬉稱如果要在湯裡夾到一根豆芽,需十分高超的技術才行,點桐油燈。然而,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覆雜,生活艱辛的條件下,整個學校仍是弦歌之聲不絕,讀書風氣很盛;1949年後,中國戲劇、電影、文學藝術界許多名家大師,都曾在江安生活學習多年,江安成為了劇專師生的感情聖地,心靈的家園。

劇專在江安的六年中,結合戲劇教學,先後公演了《鳳凰城》、《正氣歌》、《岳飛》、《流亡三步曲》、《雷雨》、《日出》、《北京人》、《蛻變》、《家》、《塞上風雲》、《清宮外史》、《哈姆雷特》、《偽君子》、《野鴨》等中外有名話劇、歌劇以及街頭劇、雜技、木偶戲200多個劇目;其中《哈姆雷特》、《家》、《北京人》、《蛻變》等是在我國首次上演;為配合抗日宣傳,劇專還舉辦了二期抗戰戲劇短訓班,給江安播下了戲劇藝術種子,啟迪了民智,開拓了視野,提高江安民眾的藝術欣賞水平。

1939年暑假,時任國立劇專校長祕書吳祖光(右)帶著學生到江安的河邊學游泳,引起居民議論。圖/取自江安融媒

1939年暑假,時任國立劇專校長祕書吳祖光(右)帶著學生到江安的河邊學游泳,引起居民議論。圖/取自江安融媒

張毅還提到吳祖光的「游泳事件」,證明當時劇專師生的作風對江安民風影響有多大。1939年,當時還是余上沅祕書的吳祖光利用暑假帶著男女學生到江安的淯江河練習游泳,有個女學生穿著自己設計的三點式泳衣下水,驚動四境,有居民擔心此舉會得罪龍王造成乾旱;但還是有當地女生向劇專學生學習,直接穿著布衣下水,結果變成真人版「三點式」,那才真正嚇人。

國立劇專也與台灣關係密切,當年江安畢業的校友有一部分輾轉到台灣,並且成為台灣戲劇界的精英,如王生善、崔小萍、彭行才、高前等;1991年10月,王生善帶著他對江安對劇專母校的愛,從台灣經香港到達江安,除了參加余上沅校長塑像的揭幕儀式,還把他的作品《兩代間》帶回江安,在江安劇場作演出,再現當年江安文化抗戰盛況以及兩岸戲劇文化的交流,引起江安民眾巨大回響;1995年至2015年期間,國立劇專史料江安陳列館與國立劇專在台校友崔小萍、王生善、彭行才、高前、王德華等人每年都有書信往來,這些信件現在已經成為館藏珍品。

張毅透露,為紀念國立劇專創校90周年,今年10月18日校慶當天,將舉辦慶祝活動,屆時將有來自兩岸戲劇院校的師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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